徐高：當前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其實是這兩件事
2016年06月22日 18:40 ?來源：鳳凰財經綜合 ?作者：徐高（CF40·青年論壇會員、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對中國經濟，各方經常會有不同的理解。這部分是因為中國經濟正處轉型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因素相互交織，產生出許多較為復雜的、在其他國家很難見到的現象。但更重要的是，不同觀察者往往從不同角度、不同觀念出發來看中國經濟，有時甚至思考問題的層次都不一樣。
為了厘清各種觀點，可把對中國經濟的不同理解從下到上，歸納為五個層次的思維。不同的思維層次在分析問題時，在視野、角度和深度上都有明顯差異。思維所站的層次越高，越能透視中國經濟的實質。而以這五層次思維為框架，也可以比較容易地梳理出不同觀點的脈絡。
第一層思維：唯GDP論
對中國經濟最樸素的認識可用“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老話來概括。對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成績，這句話功不可沒。這句話雖然簡單，卻包含了相當關鍵的兩層意義。第一，它明確了工作方向就是“發展”，從而凝聚了各方力量，形成了合力、減少了內耗。第二，它也為“發展”本身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明確了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碰到的各種問題的思路，而將“不發展”排除在了政策選項之外。
在實踐中，發展這個較為抽象、內涵甚廣的詞，往往落腳于經濟增長——或者更為明確地說——GDP增長。所謂GDP，是國內生產總值的縮寫，它衡量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盡管對GDP這個數據的口徑和統計方法仍然有一些批評，但它仍然不失為最為全面衡量經濟規模、且在國家間最為可比的經濟數據。因此，對很多人來說，發展是硬道理最終就落腳到對GDP增長的追求之上。
GDP導向雖然粗糙，但勝在簡單明晰，因而容易貫徹實施。中國各個地方政府的GDP競賽是中國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對GDP增長的關心也讓中國各級政府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扶助之手”，而不像很多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變成對經濟的“掠奪之手”。
從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實踐來看，落腳在GDP導向上的發展觀給中國帶來了豐厚回報。中國世界第二的經濟體量，在國際社會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國內人民群眾大幅上升的生活水平，無不來自于此。
第二層思維：空想主義市場化
如果說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工作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增長，那么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就是市場化改革。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市場化改革不斷取得成功的歷史。這讓市場化的方向深入人心。
目前，國內各方在市場化這一改革方向上沒有任何分歧，但對如何推進市場化改革卻有不同認識。有人認為，市場化改革應該推得越快越好，市場化程度越高越好。這種人相信，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種種問題都可以歸結到市場化改革不到位之上。在后危機時代，隨著國內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加大、結構問題的暴露，這樣的看法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同。
這些人認為，既然當前中國經濟出現了產能過剩、債務高企等結構性問題，那就應該放開市場，讓市場自發去調整。在這一調整過程中，產能過剩、債務高企的“僵尸企業”就會被市場淘汰，而留下那些更有發展前途、更加健康的企業。通過這樣的市場出清過程，中國經濟就會甩掉結構包袱、輕裝上陣。毫不奇怪的，有這樣認識的人會對刺激經濟增長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刺激投資這種傳統增長引擎只是“走老路”，只會減慢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延緩市場出清的過程，無助于在更長期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
可以用“空想主義市場化”來概括這種對市場改革的認識。之所以說它是空想主義的，是因為這種思維過于理想化，低估了現實的復雜性。市場出清固然在理論上看起來有吸引力，但它在現實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則是一個大問題。事實上，東歐國家之所以在上世紀90年代采用“休克療法”來做經濟轉型，就是基于這種空想主義的市場化思維，相信短期的陣痛能換來長期更加健康的經濟增長。但歷史證明了，這種空想主義的政策遠未取得其預想結果，甚至在某些國家帶來了經濟災難。相比之下，中國更加務實的漸進式改革思路取得了更好的績效。
然而，隨著次貸危機的爆發，以及隨后“四萬億”刺激政策副作用的顯現，國內不少人出于對現實狀況的不滿，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空想主義的市場化思維，希望能夠通過快速的市場化改革來擺脫當前的困局。
抱有這種過度理想化思維的人容易把市場看成目的而非手段，用是否市場化來作為評價一切的標準。這樣，就與“發展是硬道理”這一導向有了不易覺察、卻又含義重大的差距。
第三層思維：現實主義
要看清“空想主義市場化”的偏頗之處，需要再進一層，用“現實主義”的思維來分析問題。這層思維認識到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落差。在一些關鍵條件沒有具備的時候，過于理想化的經濟政策難以取得其預想的結果。這種現實主義的思維有著堅實的經濟學理論基礎。1953年Lipsey與Lancaster兩位經濟學家所創立了“次優理論”（Second Best Theory），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可以用一個簡單例子來說明什么是“次優理論”。假設要治療某種疾病，一副包含5味藥的方子最對癥。換言之，治療這種疾病的“最優”（最理想）選擇是這副5味藥的方子。但如果這5味藥里面有1味缺失，怎么也找不到，這時治病的“次優”（第二好）選擇是什么？是用能找到的其他4味藥配起來吃嗎？多半不是，因為5味藥之間有復雜的藥理反應，從而能綜合產生治病的療效。而如果只吃4味藥，有可能病沒治好，反而產生了毒性反應。事實上，如果不能把藥方中的5味藥全部配齊，就不能說吃4味藥的結果一定好于吃3味藥。有些時候，“次優”的選擇可能是剩下的4味藥一味也不吃，轉而尋找其他藥方。
市場化改革也是一樣的道理。理論上，市場能夠形成最優的資源配置狀態。但這種最優結果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來保證。如果出于一些現實的約束，這些前提條件不能完全具備，那更多的市場化改革、更高的市場化程度未必帶來更好的經濟狀況。這可以在中國的經濟調結構和利率市場化中得到印證。
直觀來看，要解決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似乎簡單讓那些過剩產能企業倒閉就完了——這正是空想主義者開出的藥方。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產能過剩的表象背后存在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中國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居民，政府通過稅收和國有資產從全社會總收入中切走了很大份額。相應的，居民總收入在經濟中的比重就明顯偏低。政府收入大量向投資的轉化，是中國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要真正實現消費轉型的結構調整，中國需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把更多收入導向消費者。在那之前，放任過剩產能企業倒閉并不會自動增加居民消費。相反，企業倒閉會引發工人失業、降低全社會的收入預期和支出意愿，進一步抑制經濟中的總需求。而需求的萎縮反過來會讓更多企業經營困難，甚至也變成產能過剩企業。這將讓中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面臨嚴重經濟硬著陸風險。
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另一個例子。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問題。空想主義的人相信，只要放開了利率管制，中小企業就能通過在資金借貸市場上支付較高利息來獲取資金，從而讓更多金融資源流向它們。然而，這個美好愿景在過去幾年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實踐中并未變成現實。在利率管制放松之后，有預算軟約束的融資主體（主要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利率不敏感，反而能夠支付高利率來爭搶資金，因而在融資市場占據了更大份額，更嚴重地擠出了中小企業。于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反而讓中小企業融資環境進一步惡化，加大了金融市場的扭曲。
所以，有必要從“現實主義”（同時也是“次優理論”的角度）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要知道市場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市場化改革不可太過于理想化。要把市場這一手段用好，需要看清市場面對的現實約束在哪里，實事求是地權衡市場化改革的利弊，仔細規劃改革的路徑和步驟。在條件不成熟時，不可硬推市場化改革。
因此，在收入分配等結構性障礙未能破除之前，消費轉型這種理想化的“最優”結果很難達成，中國經濟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于需求不足的狀況。此時，通過刺激投資來穩定增長是“次優”的選擇，是在現實約束下中國經濟能夠找到的最好出路。而那種試圖通過放任經濟增長下滑、市場自動出清來調節經濟結構的政策非但不能達成“最優”結果，還極可能讓中國滑向經濟硬著陸、社會失穩等“次次優”，或是更差的結局。
還值得一提的是，用“現實主義”思維看問題，得出的政策藥方往往與“唯GDP論”者給出的建議類似。二者都提倡用刺激性的政策來穩定GDP增長。但這現實主義的第三層思維是從對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的分析出發，權衡多種選項后得出結論的。不可將其與盲目追求GDP增長的第一層思維混為一談。事實上，從第一層思維到第三層思維，經歷了否定之否定，實現了認識上的螺旋形提升，層次不可同日而語。
第四層：現實主義市場化
“現實主義”的思維雖然看到了市場化所面臨的現實約束，但并未給出解決辦法。事實上，有些現實約束化解起來困難重重，絕非短期內能夠見功。這樣看來，理想化市場改革所需的條件在相當長時間內都無法完全具備。這就讓市場化改革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不改革則無法解決問題，但推進改革又很可能讓情況變得更差。難道中國經濟就要被永遠鎖定在“次優”狀況中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現實主義并不代表不要市場化。毋庸置疑，市場化改革是中國經濟長期的唯一出路。但空想主義地推進市場化改革也要不得。恰當的市場化改革方式——也是中國過去幾十年一直采用的方式——是現實主義的市場化。這就進入了第四層的思維。
從第四層思維來看，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就是市場面臨的現實約束不斷暴露，又不斷被化解的過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市場化改革帶來短期陣痛的情況屢見不鮮。這些陣痛，其實就是經濟狀況從“次優”滑向“次次優”的表現。但也正是通過這些陣痛，改革者認識到了制約市場化成功的真正約束所在。這些約束可能一開始看起來似乎不可逾越，但只要改革者實事求是地想辦法，總能找出突破的方法。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就是這么一路走過來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市場化改革難以避免引發陣痛。但是，需要把陣痛視為改革舉措與現實狀況不匹配的信號，視為發現核心現實約束的契機，并針對這個約束實事求是地分析和改進改革舉措。從而，最終實現改革面臨約束的逐步放松，讓經濟狀況逐步走向市場化的“最優”。相反，如果無視陣痛所釋放的信號，而只是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改革持續推進下去，陣痛就會消失，那么陣痛就很可能長期化，甚至最終讓改革進程出軌。這便是空想主義市場化和現實主義市場化的最大差別所在。
仍然以利率市場化改革為例。在過去幾年放松利率管制的過程中，確實產生了預算軟約束主體對中小企業的擠出效應。但也正是這種擠出，讓各方清楚地認識到了消除預算軟約束對金融改革的重要意義。因此，2014年國務院才會發布43號文來試圖清理金融市場中預算軟約束的源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盡管清理融資平臺的過程有波折和反復，但這種進二退一正是市場化改革的常態。在各方認識到融資平臺這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約束之后，我們就離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成功又近了一步。
需要注意，“現實主義市場化”與“空想主義市場化”雖然都以市場化為導向，但二者之間又有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認識螺旋形上升。現實主義市場化的關鍵在于實事求是，研究怎樣在現實約束下用好市場這種手段，提升經濟績效。而空想主義的市場化則在一定程度上把市場當成目標，脫離實際地來追求理想中的最優。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是現實主義市場化的成功。而東歐休克療法的失敗是空想主義市場化的失敗。
第五層思維：總設計師思維
“現實主義市場化”給出了改革推進的方法，但疑問仍然存在。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突破了許多關鍵約束，從而實現了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但回溯歷史，可以發現這些約束的突破都來自一個個偶然事件。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小崗村、如果沒有加入WTO，中國經濟恐怕就會是另外一番光景。看上去，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成功可能只是因為運氣好，趕上了這些好事情。
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歸結為偶然和運氣，顯然不能令人滿意。必須要看到偶然背后的必然，才算真正觸及到了中國成功的精髓。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在認識上再上一層，上升到可被稱為“總設計師思維”的第五層思維。之所以將這層思維做如此命名，是因為它與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思想有共通之處。
這層思維可用下面這個假想例子來引出。想象在一個小山村中，有一個小孩在附近的山林中走失了。為了找回這個小孩，全村人一齊出動，搜遍了附近所有可能的地點。最終終于成功找到這個小孩。在這個故事中，小孩在哪里被找到、又是被哪位村民找到，完全是偶然事件。但是，小孩被找到這個結果是必然的。原因有二：其一，把小孩找到是所有村民非常明確的目標；第二、村民們展開了一項全面而系統的搜索工程，把所有可能的地點都找過了。有了明確的目標，又有了系統的搜索，小孩被找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沒有懸念。
回到中國經濟，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市場化改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沒有前例可循。改革過程中需要突破的約束既有經濟層面的、也有社會和政治層面的。之所以這些障礙能夠被逐一突破，關鍵在于兩句老話。
第一句，“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給各方樹立了非常清晰的目標，給出了明確的評價標準，從而能把各種力量往一處引。第二句，“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改革過程不是誰設計出來的，而是基層廣大人民群眾不斷摸索、不斷試錯給找出來的。這種試錯過程本身也市場經濟分散決策的一種體現。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最大的作用在于識別出那些摸索出來的成功經驗，將其在全國范圍推廣。小崗村搞“大包干”是個偶然事件。但有了前面兩句話，“大包干”這種更有效率的生產組織形式遲早都會被用起來。沒有小崗村先做，也會有其他村來第一個吃螃蟹。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將鄧小平尊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并不是因為他設計出了中國改革的精確路線圖，而是因為他倡導了“發展是硬道理”和“摸著石頭過河”，給大家指明了目標，并且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摸索出路的系統工程。這是中國過去幾十年現實主義市場化改革的成功精髓，是一個個偶然背后的必然。
當前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
站在最高的第五層思維，才能看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所在——我們正在喪失過去幾十年賴以成功的基礎。與它比起來，經濟增長減速、債務高企、銀行壞賬等這些人們日常談論的風險只是癬疥之疾。
一方面，發展這個曾經無比清晰的目標正在變得模糊。后危機時代，穩定中國經濟增長的難度越來越大，而穩增長政策（尤其是四萬億刺激政策）所產生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視。這催生了對刺激政策的負面態度。還有人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試圖論證中國經濟增長就應該減速，中國高增長的好日子已經結束。更有甚者，還因為發展所產生的副作用而否定發展本身，將經濟增長復蘇看成壞事。在這樣的氛圍中，經濟發展這個曾相當清楚的目標正在變得模糊，各方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也不斷衰弱，“發展是硬道理”正在變成一句空話。
另一方面，基層試錯的空間正在收窄。在中國經濟結構性、周期性問題集中爆發的復雜局面中，更需要各方在摸索中找尋中國經濟的出路。既然是摸索，就一定既有摸對的時候，也有摸錯的時候。過去，我們的評價方法都是看主流，對失誤保留相當程度的容忍度。但現在因為種種原因，求全責備的不寬容態勢正在明顯抬頭。這讓各方試錯的積極性大幅降低，“不作為”大面積蔓延。
很明顯，增長目標的淡化正在讓各方無所適從，而試錯空間的減小也讓各方不敢嘗試、不敢作為。中國過去幾十年輝煌的基礎正在被掏空。造成這一切的有多方面原因。在經濟層面，最主要的莫過于“空想主義市場化”對于宏觀政策思路的干擾。把市場當成目的而非手段，自然就模糊了本應清晰的發展目標。而當不少人過于理想化地分析宏觀政策、求全責備時，實務者的試錯空間自然就被擠壓。這樣一來，當空想主義者們試圖將中國經濟引向其理想中的最優時，他們實際上正在侵蝕中國過去幾十年成功的基礎。
面對這樣的巨大風險，當前急需通過三件事來讓中國經濟重回正軌。
第一，重新強調“發展是硬道理”，再次明晰經濟工作的目標。我們當然有必要追求更加可持續、更加惠及民生、更加環境友好的這種高質量增長。這里，增長前面的定語還可以寫很多。但是，無論是什么樣的高質量增長，都要以經濟增長為基礎。離開了經濟增長，其他都無從談起。因此，再次強調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摒棄漠視增長、甚至敵視增長的錯誤傾向，是當務之急。
第二，給試錯留出更大空間，鼓勵各方“摸著石頭過河”。在當前復雜的經濟局面下，沒有什么政策能做到面面俱到，十全十美。任何政策決策都只能是幾害相權取其輕。更何況，當前形勢不同于過往，很多政策都需要在摸索中找尋恰當的推進方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做評價時更需要看主流，而不能抓住一點錯漏而不放。這樣才能放開各方的手腳，釋放其積極性。
第三，堅持實事求是地設計和評價經濟政策。經濟政策是在現實中加以運用的，面臨著種種現實約束。因此，需要客觀地分析不同現實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現實約束下找尋最優的可行方案。不顧現實而過于理想化地設計政策，多半會南轅北轍。尤其需要摒棄把市場當成目的“空想主義市場化”思維，而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設計和推進各項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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