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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總書記此時提出“中國方案“究竟有何深意？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有這樣一句讓人印象深刻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中國方案”，這是一個好詞。

過去，小伙伴們更加熟悉的是“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而“中國方案”在筆者看來，兩字之差，含義大不同。今天，就為小伙伴分析一下“中國方案”背后的匠心與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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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案”的提出有其語境。

總書記在講話中說：“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首先，這是對于“歷史終結論”的回應。

“歷史終結論”出自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提出于上世紀80年代末。其核心論點，是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之爭，以西方自由民主“成為普世性的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告終。

但，這一論斷顯然不那么站得住腳。反例比比皆是：無論是美國直接介入的伊拉克、阿富汗，還是“革命”后的利比亞，抑或是現在各方博弈的烏克蘭、敘利亞，其民主體制都脆弱不堪，國家則陷入戰亂，遑論發展。而如果把目光投向南美和非洲，在復制了西方的民主機制后，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宗教、部族、地域的紛爭中不可自拔。

“歷史遠沒有終結”。

病灶何在？福山的老師亨廷頓給過我們答案，福山本人也在新書中改變了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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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答案很簡單：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之處，直接把別人的鞋拿來穿在自己腳上，非常有可能產生不適感。

所以，無論是亨廷頓還是轉向后的福山，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個概念：政治效能。

什么是政治效能？通俗點說，就是治理的效果。也就是說，在考量一個國家的政治實踐的時候，首先要去看的是其治理效果、治理效率等指標，而非以抽象價值去考察。

在“政治效能”的標尺下，中國做得不差。但若從“抽象的西方價值”考量，中國的實踐又很難被概括。筆者認為，后者一度大行其道的主因，在于以“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普世論的判斷、以及其背后的思維方式，都是“西方中心論”的身影——就像是那句“一處水源供全球”的廣告語一樣，“西方中心論”的核心，則是“一種模式供全球”。

但任何國家的政治實踐、社會發展，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君不見，當我們自信地走出中國道路之時，西方世界的輿論，對“復制西方后失敗”的國家的民眾，已經閉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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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在這個時候提出“中國方案”的概念？

筆者認為，從外界看，是因為西方的方案似乎遇到了很多問題。除了上面舉過的失敗國家的例子，就連歐美內部的問題，也層出不窮，而且深入肌理。

從內部看，中國的模式、道路、方案，確實已經到了需要認真總結的時候——畢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國的“秘訣”卻看上去并不那么明顯。

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作為后發國家，中國和之前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都不太一樣：首先，中國人很多，地域差別極大，所以必須先把經濟總量盤子做大；同時，在中國發展的時代，已經不可能走西方原始積累的道路（海外殖民、軍事擴展、奴隸制度等）；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也和當年不一樣，人類的思想、技術也已經發展到了新的階段。


所以，如果要粗略地概括“中國方案”的話，筆者認為，至少包括但不僅限于以下幾點：一，獨立自主；二，有目標、持續地進行發展，保持政策的穩定連貫；三，代表全民最大公約數的政黨和代議制民主，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并重；四，和平發展，友好共處的國際處事方式。

中國的方案顯然不止以上幾點，但就以上幾點來看，已經顯著地與“西方中心論”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區別。

其實，中國秘訣也并不那么神秘。就對人類社會制度的探索而言，其本質的精神無非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尊重他人（國）。

但在實踐中，這又何其難也——房龍就曾寫過，天底下，最難的事就是對他人的“寬容”。對人如此，對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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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案”，不是第一次亮相。

2014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在柏林發表演講時就提出過“中國方案”，那次談的是發展的主題。此后，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問題領導人工作午餐會上再提，議題是全球氣候治理。在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中國方案”涉及的是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議題和領域，提出中國方案，中國的確已經逐漸擁有了這個資格：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我們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從積貧積弱到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最完備的制造業體系；幾億人擺脫了貧困，被聯合國稱為奇跡；覆蓋全民的義務教育、基礎醫保；全球自主的導航系統、航空航天、軍事工業……而這一切，都建立在13億人、960萬平方公里、極大的差異與分野基礎上。

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無論是“脫貧致富”還是“服務民生”，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對外開放”，中國，都用自己的實踐，給出了一條可復制、可借鑒的路徑。

全球治理體系也確實越來越需要中國參與。多少年沒有進展的全球氣候治理，在中國的推動下達成了協議；后發國家在當下國際貿易體系中不被重視，現在有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機遇快車；而在全球反恐、控核、互聯網、維和等領域，中國的力量也越來越不可或缺。


對國際社會重大問題和難題，中國已經從自己成功的實踐，給出了答案和路徑。

但此次總書記“七一”講話，再次提到“中國方案”，仍然為世界所矚目。是因為此次的涵義，不同以往。總書記這次強調的是，中國要“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不是一個具體的領域，而是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是對人類文明進步，提供根本保障。

此時，我們提出關于社會制度的“中國方案”，它既是一個大國的自信——我們有能力為全人類貢獻我們的經驗；同時，也是一個大國的謙卑——我們只提出可供借鑒、經過中國人民成功實踐的方案。

我們并不像某些西方國家一樣，認為只有一種制度是唯一的、最好的。一個大國，首先應該是包容和開放的，但中國也愿意承擔起對全人類的責任和擔當，決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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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筆者想說說，“中國方案”究竟意味著什么。

“方案”是什么？是選擇。中國走過的道路、經歷的探索，中國的歷史與當下、困惑與經驗、成績與教訓，都是可以讓有相似情況的國家、有同樣愿景的人民可以選擇和參考的方案。方案不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強制，而是歡迎大家討論和研究的開放態度。這些方案未必適合所有國家，也未必適合全盤照搬，但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如果說這一方案有“普適價值”的話，我想，就是：人民至上、文明互鑒、求同存異。

以前，中國總是埋頭做好自己的事，發達國家還總是說三道四，認為我們的道路應該改成他們的。現在，我們要給世界提供“中國方案”，是中國在履行大國責任，前提是我們有了大國能力和大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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