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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產階級的三副面孔
當下的中國，大約1億人口可以被歸入中產階級的行列。相對于13億人口，這個比例固然很低；但是，這個階層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十三分之一。最近十年，中國社會的道德、審美、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在迅速中產階級化。

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追著《歡樂頌》這類弘揚中產階級主旋律的電視??；節儉不再是社會公認的美德，理財和提前消費才是值得提倡的，人手一個股票賬戶、人手一張信用卡。典型的中產階級形象是，用蘋果手機、喝星巴克咖啡，去很近的地方都習慣以車代步，卻又在健身房的跑步機上大汗淋漓；他們喜歡自駕游或出國游，卻時常會自嘲為房奴或屌絲；他們有一定的權利意識和正義感，雖然偶爾也會為自己擁有的小特權竊喜。

有人基于西方世界的經驗，對中國的中產階級寄予厚望，認為中產階級的成長將會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有觀察者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是保守的，他們追求穩定而反對激進的改革，他們更多地是經濟動物而不是政治動物。前者會注意到：基層人大選舉中的獨立候選人往往以中產階級為主力軍；環保運動和業主自治更是中產階級彰顯自主意識和組織能力的舞臺。后者則看到：中產階級作為體制的受益者，缺乏改革的動機，他們很少進行組織化的利益表達，得益于新媒體的發展和社會價值觀的中產化，他們成為網絡輿情的主導者，然而，聲音很大，行動很少。中國那么大，似乎每一種觀點都可以找到足夠的經驗事實為自己背書。

筆者更傾向于認為，中產階級的保守與激進是“情境化”的，在日常狀態下，中產階級更多地表現出保守的面向，這是利益使然，也是制度使然；而一旦利益受到實質性損害，中產階級也會走上街頭，廈門、大連、寧波等地的市民用集體散步的方式反對PX項目建設，南京、武漢的家長集體抗議高考指標的縮減。實際上，中產階級具有三副面孔：一是日常世界里的中產階級；二是公共輿論中的中產階級；三是集體行動中的中產階級。理解了這三個面向，我們才能形成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整體性認識。

▍焦慮的經濟動物：日常世界里的中產階級

在日常生活中，中產階級常常表現出保守的一面。作為單位里的骨干成員，他們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無暇參與公共生活；作為消費文化的擁躉，他們是理性的經濟動物；作為現行體制的受益者，他們渴求穩定，害怕改革影響自身的既得利益。

一方面，中產階級常常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在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社區選舉中，我們往往很難看到中產階級的身影；居民自治和業主自治也因為“沉默的大多數”而效果不彰，為人詬病。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又熱衷于討論政治，關注重大的人事變動和政治事件，各種政治小道消息在朋友圈廣為流傳。與其說中產階級不關心政治，不如說中產階級缺乏低成本卻有效的政治參與渠道。

房子和孩子是中產階級最關心的事情。中產階級關心房子，那是他們棲身之所，也是他們讓資產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房子意味著安全感和成就感；中產階級關心孩子的教育，重視教育是東亞社會的共同特點，但中國的中產階級因地位焦慮而尤其注重教育投資。身處一個經歷了階級重組的后發國家，當前中國的中產階級是建國以來的第一代中產階級，50后、60后大多有著饑餓記憶，70后、80后經歷了從匱乏經濟到溫飽經濟的轉變，他們習慣于物質帶來的安全感，并且害怕失去現有的社會經濟地位。

孩子的教育問題集中反映了中產階級的焦慮情緒。中產階級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繼續接力，向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躍遷，為此他們不惜重金，讓孩子去上各種輔導班，學習各種才藝和禮儀，讓孩子贏在起跑線；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就會轉而擁抱階層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繼承自己的中產階級身份，為此他們不惜擱置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會堅定地反對異地高考，將招收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貶稱為“菜場小學”，避之不及。中產階級的孩子，也許是學業壓力最大的一個群體，這源于他們父母內心深處巨大的不安全感：畢竟，與社會上層相比，他們的孩子輸不起。

▍輿情主導者：公共輿論中的中產階級

在當前中國的公共輿論中，有兩股重要的力量：一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憤青”，二是溫和理性的中產階級?！皯嵡唷备嗟鼗钴S在網絡空間特別是草根論壇；中產階級則是大眾主流媒體的主要受眾，他們的價值觀和社會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主流輿論。股市熔斷機制、70年居住產權房屋到期續費、封閉式小區道路開放等議題引發的公共討論，背后都是中產階級對于財產安全的焦慮。

今年5月，上海某高校二年級研究生李某在其導師投資的企業做實驗時，廠房突然爆炸，李某和另外兩名工人身亡。此事經網絡曝光和媒體跟進報道之后，迅速引發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而今年4月，北京某名校碩士畢業生雷某的意外死亡，更是引發軒然大波。這兩個高學歷者的意外死亡，死因截然不同，有什么內在的聯系嗎？

小學語文教材有一個《小馬過河》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原意是說：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親自嘗試。但或許還可以有另一層引申的寓意：對于故事里的松鼠來說，河水已經沒過頭頂了；對于老牛而言，河水不過淹沒腳踝。

對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士來講，他們的安全線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已經感受到“齊脖深的水”，危在旦夕；而另一些人還仿佛在雨后的街頭水洼里嬉戲。上述這兩個死亡樣本的典型性在于：一個是畢業于名校，已有中產階級地位和體面工作，卻因為警權的使用不當而意外死亡；另一個是正就讀于名校，走在通往中產階級的道路上，卻因為導師的過失而夭折了青春。

每一次引發社會關注的死亡事件，其主角似乎都是“最不應該”死亡的人。更早的類似樣本是孫志剛，他因為疑似盲流而死亡，事實上，他是一個大學畢業生。于是輿論嘩然：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收容遣送制度與自己無關，警察執法與自己無關，但突然間，一個與自己相似的人在收容遣送站暴亡了。齊腳踝的水瞬間上升到了脖子的位置，讓身處主流社會的人們感到莫名的恐懼。他們憤怒，他們吶喊，他們控訴。潛意識里，他們其實是在保衛自己。

須知，孫志剛并非第一個死于收容遣送站的人，只不過其他的死者都是貨真價實的農民工；同樣道理，與李某一同被炸死的兩名農民工，他們居然成了媒體報道中的失蹤者。

師生關系也好，警民關系也罷，都是最尋常的社會關系，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在某一個時刻與老師、與警察相處。師生關系更是我們青年階段極為重要的社會關系，傳統社會甚至將其比擬為父子關系，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現代社會，師生關系沒有那么親密，私人情感大為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體制化的契約關系，嚴格意義上師生關系僅限于就讀期間，一旦畢業就是“前導師”、“前學生”了。

但不管怎樣，人們對于導師有特定的道德期待，他應當切實保護學生的正當權利和利益，而不應該是一個將學生視為廉價學術勞動力的“老板”。李某的死亡，一方面拉響了主流社群的警報器：我們每一個人的孩子或兄弟姐妹都可能遇到這樣一個無良的導師。另一方面，也把研究生“學徒化”、“民工化”的潛規則推到了陽光下。導師蛻變為“老板”，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有人包括教師群體都異常反感，卻從未經受實質性的法律和道德拷問，相反卻漸漸被視為理所當然。直到某一天，某一個極端事件，打破我們心底的那條安全線；然后，群情激奮，口誅筆伐。

這樣一種公共輿論，雖然也可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一些正義和進步，但這些正義和進步卻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它屬于“小馬”，屬于“老?！?，卻不屬于“松鼠”。只有當底層的“松鼠”也獲得安全的時候，只有當主流社群不再以自己的安全線來度量正義的時候，普遍的正義才能到來。

▍公共性與私性之間：集體行動中的中產階級

“Notinmybackyard！”鄰避政治（NIMBYPolitic）在全世界都是一種廣泛存在的現象。這是居民為了保護自身生活環境免受具有負面效應的公共或工業設施干擾，而發起的社會反抗行為。通常情況下，鄰避運動都是反對具有一定污染或危害的公共設施或工廠，譬如變電站、垃圾焚燒廠、化工企業等。福建廈門的反PX運動、廣東番禺的反垃圾焚燒運動，都是典型的鄰避運動；西方國家的民眾也經常有類似的抗議活動。但是，還有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鄰避運動，這種運動所反對的設施并無環境污染，甚至不會對周邊居民有直接的利益損害，但是，因為違背了中國人的風水觀念，也遭到了人們的抵制。

所謂風水，是中國人在擇地建造居所時，對氣候、地址、地形、環境、景觀、朝向、方位等各種因素的綜合考察，并由此在建筑設計和施工過程中形成各種禁忌和規則。中國人傾向于認為，好的風水會給人帶來好運，而壞的風水可能招致災難。在風水的理念中，既有樸素的美學和自然崇拜，也有巫術和迷信的成分。

2015年3月，上海一家公司準備將楊浦區某小區的閑置樓房改建成公辦民營性質的養老院，不料卻遭到了小區業主的強烈反對。5月，工程不得不停工。一些業主甚至將養老院稱為“死人院”，要求“‘死人院’滾出小區”。須知，在其他國家，養老院與學校、幼兒園、醫院相類似，是一種深受居民歡迎的公共設施。

為什么這樣一種有利于社區的公共設施會遭到居民的抵制呢？

該小區一共有269戶住戶，目前已有240戶明確表示反對建養老院，原因有二：第一，相傳養老院要設立臨終關懷病房和太平間，會影響居民的生活環境和心情；第二，小區房價因此會被拉低，影響他們的經濟利益。遭遇抵制停工后，7月份，養老院籌建方強調養老院將“不設太平間或臨終關懷場所”。然而，大部分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仍然堅持說，他們無法承受每天看到“將死的失能老人”的心理壓力。

在這些理由的背后，是中國傳統的風水觀念。居民從風水的角度出發，認為養老院經常有老人逝世，這意味著陰氣（一種傳說中的負能量）很重，從而破壞社區的風水，不利于社區居民的身心健康和個人運道。從科學的角度看，這種觀念顯然毫無事實依據。但如果周邊的居民都持這樣一種風水觀念，那么養老院確實會影響小區的房產價格。原本只是一種心理情緒，最終卻帶來了經濟損失。

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中國的中產階級是通過業主維權和環境運動進入公眾視野的。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住房商品化改革，步入中產的城市居民剛剛共享“業主”這樣一個稱號。他們要求優美的生活環境，良好的社區服務，并希望親自參與社區管理和社區建設。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中產階級業主們開始為保護小區的綠地、驅趕不受歡迎的物業公司、阻止“磁懸浮”從小區旁邊經過，或者成立自治的業主委員會而采取集體行動，向基層政府、開發商或物業管理展現自己的力量。但是，中產階級的維權活動并不總是基于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有時候也暴露了這個階層的“私性”。

早在2012年，上海市民秦嶺在微博上給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寫了一封公開信，訴說自己癌癥晚期的父親在求醫過程中屢次遭拒的經歷。兩天后，俞正聲給秦嶺回信，并授權“上海發布”公開發表回信內容。回信中說：“我們大家會盡力幫助你……特別要在癌癥晚期病人的關懷上，爭取在制度上有所前進?！?br>
之后，上海將推廣臨終關懷進社區列為政府實事工程，率先在全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置臨終關懷科，開展居家和社區舒緩療護。但是，“臨終關懷醫院”的建設卻遭到了居民的強烈抵制。2014年，浦東新區新場鎮某小區居民通過集體抗議讓浦東新區老年醫院的建設擱淺。多名業主表示，他們不反對建設臨終關懷醫院，但堅決抵制建在如此靠近小區的地方，“這不符合中國的民俗”。“醫院規劃地塊不僅緊鄰居民小區，還挨著幼兒園和在建的小學，將來我們的孩子們每天上下學都要經過這樣的地方，真的難以想象……”

風水，又是風水！

我們不難發現，當前中國的中產階級有自私和狹隘的一面，雖然他們對個人利益的關注無可厚非，但他們也常常將個人利益置于一種“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妥協”的地位。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往往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協和讓步。林毓生認為：中國傳統的“私性社會”(privatesociety)很難轉化為西方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至少在現階段，中產階級身上更多地體現出“私性社會”的特征。

當然，鄰避運動在當下中國日益盛行，也不能全部歸咎于中產階級的“私性”；其更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選址過程的程序正義缺失。有研究者發現，美國也曾經經歷過一個“鄰避時代”。1980年以后，美國的鄰避運動愈演愈烈，所反對的設施也從垃圾填埋場、焚化爐等傳統鄰避設施延伸到機場、監獄、收容所、精神康復中心、戒毒服務中心甚至公共房屋。盡管居民都認為這些設施對城市發展不可或缺，卻希望能夠遠離自己，落址他處，這種觀念一度成為美國“1980年代的大眾政治哲學”。

1990年12月，紐約市規劃局頒布了《城市設施選址標準》（CriteriafortheLocationofCityFacilities），即所謂“平等共享選址程序”（FairShareSittingProcess）。標準已于1991年7月生效?！捌降裙蚕磉x址程序”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步驟：

第一，每年11月15日，市長要公布一份城市設施需求文書，列出未來兩年內城市計劃新建、擴建、關閉或縮減的設施，同時配備一整套包含現有設施地址、規模及使用情況的城市地圖。文書要求對所有計劃內的市政設施項目進行投資預算和選址可行性論證，并舉行市長發布會。

第二，報告發布后，每一個社區董事會擁有90天的時間做出反應，包括將報告通知社區居民、舉辦聽證會和向城市規劃局提交意見。

第三，城市規劃局將社區董事會的意見轉給相關建設機構，這些機構必須在設施計劃里面充分考慮和論證社區董事會的意見。值得說明的是如果市長文書已初步遴選設施選址，則機構代表應參與社區聽證會；如果文書沒有提到選址，則一旦地址選定后機構代表也應立即通知社區董事會并參與聽證。

第四，各社區董事會將意見呈至相應的區行政長官，區行政長官匯總后向上提議設施備選地址。

第五，一旦設施地址選定后，社區董事會有權設立一個設施監督委員會，全程監督設施的建設和運行。

此后，紐約的鄰避運動逐漸平息。這說明合宜的制度設計是可以將中產階級的“私性”轉化為“公共性”的。

事實上，中國的中產階級也有敢于擔當，積極參與的一面。

長期以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檢測空氣中的PM10，按照這一標準，北京等地的空氣質量尚可，北京環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氣質量報告中，嚴重時也僅為“輕度污染”。PM10檢測往往遺漏了更可怕的“空氣殺手”——PM2.5，也就是大氣中直徑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顆粒物，粒徑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質。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美國大使館在其院內架設了一臺監測儀，每天記錄PM2.5的濃度，并在Twitter網站上實時發布。嚴重時，美國大使館用了“crazybad”（糟得一塌糊涂）這一駭人詞匯來形容。盡管民間呼聲甚高，但中國尚未將PM2.5列入空氣質量體系，通行的仍是PM10監測。直至2011年7月，環保組織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在北京發起“我為祖國測空氣”的活動，之后不斷地向各地擴展，上海等地區的PM2.5自測團隊紛紛建立。一石激起千層浪，環保NGO和不少市民自發拿起空氣檢測儀器，走上街頭，開始自測空氣質量，一場民間自救行動開始推而廣之。

城市新興中產階級就是這場環境保護運動的主力軍。正是在“我為祖國測空氣”運動的倒逼下，2012年12月，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公布了PM2.5和臭氧監測時間表，PM2.5監測全國將分“四步走”。具體來說就是：2012年，將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以及直轄市和省會城市開展PM2.5和臭氧監測；2013年在113個環境保護重點城市和環保模范城市開展監測；2015年在所有地級以上城市開展監測，而2016年則是新標準在全國實施的關門期限，屆時全國各地都要按照該標準監測和評價環境空氣質量狀況，并向社會發布監測結果。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產階級的環保意識和參與意識，促成了公共政策的改變，使政府更加關注空氣質量的改善和大氣污染的治理，提升了城市社會的總體福利。

2013年1月，廣州市環衛工人因為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工資待遇問題而罷工，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廣州市民給予了有力的支持，通過公共輿論和現場聲援等方式，使得地方政府迅速介入，承諾大幅度提高環衛工人的工資水平。

上述案例均表明，中產階級在特定的情況下，也會超越自身的狹隘利益，參與公共事務，服務于公共利益。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中國中產階級是保守的抑或激進的，而應該考察中產階級話語和行動的具體情境，理解他們與外部社會結構和制度環境的互。在當前中國這樣一個急劇變遷的復雜社會，任何簡單化的標簽和結論都是武斷的。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6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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