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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計劃一家的隕落
貌似低調、勤奮，實則野心勃勃、膽大妄為，一路升遷，困獸猶斗，仍難逃黯然隕落的結局。

自2014年冬至當日落馬，經歷漫長18個月之后，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原部長令計劃終于迎來了自己的結局。

據新華社報道，2016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令計劃進行了一審宣判，認定令計劃犯受賄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濫用職權罪，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央視《新聞聯播》鏡頭顯示，被告席上的令計劃頭發花白，面容憔悴，臉上不再帶有身居高位時那事務性的微笑。當法官詢問他是否聽清了判決時，令計劃平靜回答：“聽清了”，對此結果似乎早有預料。他盯著手上事先擬好的稿子，徐徐念出自己的最后陳述：“我接受全部指控，服從判決，對剛才審判長宣讀的法院判決結果，我不上訴。”這位曾經位高權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這樣結束了他在公眾面前的最后一次發言。



令計劃這一結局其實并不令人意外。事實上，早在一年半前被中紀委宣布接受組織調查時，這位昔日的“中南海大管家”便已成困獸。不過，坊間對他仕途將盡的猜測開始得更早：2012年9月令計劃調任統戰部部長，這一不太符合中共人事規則的調動預示著，曾經顯赫一時的山西令狐家族，大廈將傾。但更大膽的猜測則是，早在2012年3月，北京四環路保福寺橋下的那場車禍發生時，令計劃的命運就已經注定。

但他的隕落過程如此漫長，以至于在他故鄉山西平陸縣，令計劃的堂兄令狐周雅還相信：“當時他兒子出事后，他如果能夠辭官回家，可能就不會發生后面這么多事。”

看似低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令計劃是一位看似低調的高官。

雖然早已平步青云，但他在媒體上的露面并不多。曾有本港媒體用“位高權重，不為人知”形容這位緊鄰中共最高權力核心的官員。

令計劃的“悶聲”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00年6月。彼時，正逢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出訪，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令計劃前往送行，這才使他見諸于報端。隨后，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歐亞五國，他又相隨左右。2004年3月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令計劃與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汪洋等6人，被推選為大會副秘書長，他才進一步走入公眾視野。

2007年，令計劃入選中共中央書記處，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序列。同年，令計劃升任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即便已經接近權力中心，令計劃在媒體上的曝光依舊非常有限，這與他一貫低調的處世方法有關。在陪同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過程中，往往最為忙碌的令計劃，刻意在媒體面前保持低調。當媒體記者采訪領導人時，他通常選擇遠遠避開。以至于有記者反映，在網上和公開渠道中，竟難以找到他一張像樣的生活照片。

作為最高領導人身邊一度的要人，令計劃心思縝密細膩，公開場合盡量表現得沒有一絲架子，對待記者和顏悅色，不失禮貌。在傳媒面前，令計劃總試圖展現出一副謙謙君子模樣。據《僑報》報道，令計劃每次遇到記者時都會說一句“辛苦了”。同時，他經常提醒記者的一句話是：“不要宣傳我”。

不過，聚光燈之外的令計劃，對待媒體則是另一副態度。知情人士透露，令計劃對待媒體實際上非常霸道，幾乎所有涉及其分管范疇的文字、圖片、視頻等報道令都要審稿，而且經常壓稿，不回復也無任何解釋。

低調，不僅是令計劃自我營造的表象，為了不影響自己的仕途，這也是他對家人的要求。據《紐約時報》報道，“令計劃曾告訴其家人，不要毀了自己的前程。”

但他所擔心的事，終究還是發生了。隨著2012年3月18日凌晨，北京保福寺橋下的一聲巨響，令計劃終于無法再低調。其子令谷駕駛法拉利跑車高速撞上橋壁的那一刻起，令計劃全家的一舉一動，都被置于海內外媒體的聚光燈下。

這年7月，原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突然被中央決定“另有任用”。隨后不久，有權威消息顯示，栗戰書已經赴京擔任“中央辦公廳主持常務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在令計劃還是中辦主任的情況下，突然從京外調來一個“主持常務工作”的副主任，這被視為令計劃失勢的第一個信號。 兩個月后，令計劃黯然離開中央辦公廳，調任中央統戰部部長。此時，關于他將落馬的消息開始在坊間流傳。

進入2013年之后，令計劃的老家山西，發生了一連串官場地震。據中共山西省紀委、省監察廳發布的數據，2013年全年，山西省共處分違紀黨員干部11879人，其中市、廳級干部26人，縣處級336人。

2014年，山西省的反腐力度進一步加強，多位省部級高官相繼落馬。2月27日，山西省委副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涉嫌嚴重違法違紀，接受組織調查。4月12日，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申維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在2010年調任中央之前，申維辰一直在山西任職，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還曾擔任過山西省委宣傳部長。

6月19日，中紀委官網在兩分鐘內連續播報：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長杜善學和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65天之后，依舊是山西，又有兩名省部級官員同日落馬，分別是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和山西省委常委、秘書長聶春玉。

2014年8月29日，中紀委在一天之內第三次通報山西兩名副部級干部被調查，包括山西省委常委、統戰部長白云和山西省副省長任潤厚，兩人涉嫌嚴重違紀。

如果算上申維辰，半年之內，山西共有8名省部級官員落馬，涉及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套班子。這8人中，除了金道銘外，其余7人均是山西籍官員。山西成為中共十八大之后，省部級官員被查人數最多的省份。

至此，2011年選舉產生的山西省第十屆常委中的13人，已有4人落馬，接近三成。加上在2013年1月被增補入常委名單的白云，落馬常委達到5人。

被查官員之中最引外界關注的，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和23歲就離開山西、進入共青團中央的弟弟令計劃不同，令政策的仕途從未離開過山西。

令計劃的堂侄令狐慶國稱，令家兄弟中只有令政策偶爾會在清明節回老家祭祖，但是在村里也不做停留。據其所述，令政策“不給洪陽村辦事、性格耿直。老實。”“洪陽人就沒有沾上這個便宜。”

“政策這樣謹慎的人（按理）不可能犯錯誤，計劃也不可能。”令政策落馬之后，令狐慶國感到很難接受。

令政策落馬次日，新華社“中國網事”即發表題為《朝里有人也不靈》的評論，強調“有的人以血緣和姻緣為紐帶結成家族貪腐，互相庇護，但現在朝中有人也不靈了。”矛頭直指其在中央擔任統戰部部長的弟弟令計劃。而這一天，令計劃還出席了在京召開的“黨外人士專題調研座談會”，鏡頭中的他面無表情。

勤奮精明的醫生之子

山西，春秋時為晉國。《國語》中曾記載了發生在這里的一則故事——晉國權相趙文子問為國君診病的醫和：“醫生也能醫治國家嗎？”醫和答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

山西令狐氏的歷史，和這則故事一樣久遠，可追溯至春秋時期。令計劃家族所屬的平陸令狐氏，便是這一古老姓氏的一支。除了令計劃一族外，在2014年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央首輪巡視中，擔任第10巡視組組長的令狐安，也是平陸令狐氏的后人。不過，據令狐安自述，他和令計劃家族沒有任何親戚關系，他在公開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曾有人以為他是令計劃的親戚，“想找我弄個縣長當”。

令氏兄弟來自平陸縣洪陽村的一個醫生世家。盡管令狐家譜記錄了令狐姓2600年的歷史，但洪陽村對令計劃家的記憶，卻只能往上追溯兩代。后人整理的村史中記載，令計劃的祖父令狐益三好善行醫，十余年如一日為鄉人診病，不圖一文錢，常常連病人家飯都不吃。盡心診畢，開方而去。大小貧富，一視同仁。故鄉人贈他牌匾一面，上書“求精義重”四字，以彰其德。

令計劃的父親令狐野，自小隨令狐益三學習醫術，繼承了父親的職業，卻沒有繼承他的技藝，而是選擇遠赴西安學習西醫。學成歸來之后，令狐野在當地開藥鋪，設門診，并仿西醫增加掛號流程。這一創新并未得到鄉人的認可，不久之后，藥鋪倒閉。令狐野又前往平陸茅津、芮城等地再次嘗試，依舊未得志。

屢次失敗之后，在上個世紀30年代，令狐野攜帶藥鋪尚未售出的藥品，前往延安。自此，從創業走向革命，從“醫人”走向“醫國”。

上個世紀60年代初，令狐野衣錦還鄉，與他一同回來的還有在延安結婚的妻子和四男一女的五個孩子。中共治下缺醫少藥的陜甘寧邊區成就了他。走的時候，他不過是個創業失敗的二十來歲年輕人，回來時，他已年過半百，是人人敬仰的十三級干部。依照當時的干部行政級別，令狐野屬于高干，在部隊和地方，分別對應副師級和廳局級。令狐野沒有選擇回到洪陽村，而是住到了離洪陽村十多公里的常樂鎮后村，蓋起了效仿延安風格的窯洞。

無論是在延安時期，還是在中共建政之后，令狐野一直在醫療衛生系統工作。



令計劃和哥哥令政策，都出生于中共建政之初，這也使得他們的名字帶著深刻的時代印記。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開期間，令政策曾在山西代表團的媒體開放日公開向媒體透露，父親令狐野當年特別喜歡看報紙，于是便從報紙上找了一些高頻詞匯，將五名子女依次命名為令方針、令政策、令路線（女）、令計劃、令完成。同村的一位鄰居稱令狐野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給子女取名或可視作是一個在延安受過紅色教育的革命者，對領袖和對新政府決策的認可和擁護。

其中，令政策為次子；令計劃為老四，但他前面還有一個姐姐令路線，所以是三子。兄弟倆沒有延續這個家族的行醫傳統，而是早早走上了仕途。

也正是在2007年，令氏倆兄弟同時當選為中共十七大代表，作為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四對兄弟一對兄妹”中的一對，一時傳為佳話。令政策當時還向媒體夸耀，弟弟為黨和國家事業盡心盡力、踏實工作，是名優秀干部，他們兩兄弟的共同特點是比較勤奮。勤奮，是接觸過令計劃的人，對他最直觀的印象。在令計劃的家鄉，無論是他舊時的同學，還是與他共事過的官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都提到了令計劃年輕時的刻苦、勤奮。

身居高位之后，令計劃仍對外保持著年輕時的“勤奮”形象。

令計劃在中央辦公廳時期的一名下屬曾向《南華早報》披露，“令計劃很少休息，通常一直工作到午夜，然后打半小時乒乓球。開始時，大家想：一整天的辛苦工作終于結束了，但打完球后，他又回辦公室繼續工作幾小時。”

這種“勤奮”有時成了對下屬的折磨，《文匯報》引述一位曾被借調到中辦工作的公務員稱，令計劃工作不分晝夜，經常一個人在辦公室熬夜到12點，然后早上五六點又來上班。“領導不休息，我們下屬當然也沒法休息，太折磨人了，那時候每天想的就是盡快結束借調。” 甚至生病也無法免于加班，因為“令主任”經常說：“生病不算什么，工作是最好的藥。”

人前的“勤奮”，并不妨礙他在“人后”縱情聲色，根據中紀委對令計劃的審查報告，令計劃與多名女性通奸，進行權色交易。而據媒體公開報道，令計劃的情人中包括有原中央電視臺一位負責跑口中南海的時政新聞記者。早在2005年，該記者是令計劃的情人之說便已在央視內部流傳。

取悅領導是令計劃的另一項“本事”。一位在平陸與令計劃共事過的退休官員，面對《南華早報》采訪時回憶：“令計劃精明能干，討人喜歡，十分清楚如何取悅領導，也總能滿足領導的需求。”



在陜西運城當地流傳著關于令計劃的一個小故事：據稱，中央領導講話之前，令計劃會親自調試麥克風，將其調整至適合領導的角度。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確實見過令計劃審核《人民日報》版樣時，拿著工具尺親自去量待刊發的中央領導人照片的尺寸大小，看照片角度正不正。

2005年9月，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獻花儀式時，曾有香港記者見到令計劃在儀式開始前，親自帶領一名警衛繞人民英雄紀念碑仔細檢查，確保安全。

困獸猶斗終落馬

令計劃所擔任的中辦主任一職歷來被俗稱為“大內總管”，雖然名義上只負責秘書后勤等工作，但因為服務的都是國家高層領導人，最接近中共權力核心，日后存在較大上升前景。 從中共1949年建政至今，共有11人擔任過這一職務，另外10人分別為：楊尚昆、汪東興、姚依林、胡啟立、喬石、王兆國、溫家寶、曾慶紅、王剛、栗戰書。11人中，有6人日后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4人也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基于令計劃前任們的仕途常規，加之令本人一直以來謹小慎微的處世風格，對于令計劃未來的政治前景，外界一直懷有樂觀估計。本來，如無意外，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令計劃或將如他的9位前任一樣，位列中央政治局名單。

然而意外發生了。令計劃也因此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位未能進入中央政治局的中辦主任。 四面楚歌之中，昔日“大管家”猶作困獸之斗。遭遇了家庭和政治上的雙重打擊，左遷至統戰部之后，伴隨著坊間日盛的失勢傳聞，令計劃故作鎮定。他一方面利用故舊、下屬等，使用各種非法手段，繼續了解窺探高層信息動態，以求待機一逞；另一方面，繼續出席各種場合、會議。盡管敗局已定，他卻愈發賣力地表現自己，似乎心有不甘。

2014年5月8日，也就是令政策落馬前40天。習近平視察中辦，在座談會上，習近平對中辦工作提出了“五個堅持”，其中“堅持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為第一條。習近平稱：“對黨絕對忠誠是中辦的生命線，是做好中辦工作的根本點。中辦是中共中央的辦公廳，沒有絕對忠誠是絕對不行的。”

在令計劃落馬之后，2015年3月31日，中紀委紀檢組進駐中央辦公廳。1年之后，駐中辦紀檢組調查處理103起違紀問題，處理或決定處理103人，其中，給予或擬給予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38人，給予或擬給予黨紀重處分15人，移送司法機關的1人。其中，國家旅游局副局長、原中辦秘書局局長霍克于2015年8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移送司法機關。據新華社報道，在 2016年6月7日令計劃案不公開開庭審理中，公訴機關宣讀、出示了證人霍克的證言，證實令計劃在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通過時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霍克等人，非法獲取大量國家秘密材料，嚴重破壞了國家保密制度。

事實上，直至落馬之前，令計劃仍不時在媒體上露面。2013年8月12日，令計劃出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八屆四次常務理事會議。席間，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邱維廉上臺發言。邱維廉身受痛風困擾，拄著拐棍，見此情景，令計劃主動將其攙扶到位，并親自將話筒挪至邱維廉面前。

2013年9月，香港友好協進會訪問團抵京，令計劃在接待中再次給賓客留下深刻印象。他先是臨時改變行程，親自宴請超過30名訪京團成員。席間，全國政協委員張華峰隨口說一句“想吃肥豬肉”，令計劃聽見之后，二話不說即請廚師為每人烹制一盅東坡肉。宴后，令計劃與賓客逐一握手、細語、擁抱，告別過程用足15分鐘。隨行的《文匯報》記者在報道中盛贊令計劃“真誠友善、全無架子”。

就在落馬前一周，令計劃還在《求是》雜志刊登了題為《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團結奮斗》的署名文章，這篇關于民族問題的4000字文章，是令計劃的名字在公開媒體上最后的正面亮相。

在他的平陸老家，自令政策落馬時起，兄弟二人的命運便成了村民們一天勞作之后的談資。2015年3月，令計劃的父親令狐野和母親王黎明相繼離世。據媒體報道，令政策、令計劃出事時，令狐野的意識已不太清醒，平時住在醫院，由女兒和保姆輪流伺候。令狐野和妻子逝世時，曾經位高權重的兩個兒子都在接受調查，無法陪伴身邊。



令狐家的窯洞早已被填平，宅基地賣給了同村村民，原址上蓋起了帶院子的瓦房。令家出現危機之后，這個院子接待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記者。他們在院子里拍照，似乎要尋找當年窯洞的面貌。

在令計劃任中辦主任的那些年，這個院子同樣迎接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令狐家的鄰居賀剛稱，以往他會經常碰到比如臨近的三門峽、渭南、靈寶的官員，他們開著不錯的車，向村民打聽令計劃之前住的房子。他們會圍著這個院子轉轉，然后會打聽一些令家在這里居住的往事。這些官員為何要到這里來，賀剛也說不清楚，“或許就是來看看風水吧。”

這些人說，“這個宅子要保護起來”。也有人說，“你們村出了令計劃，不但是你們平陸的驕傲，也是三門峽的驕傲，同樣也是靈寶、渭南的驕傲。”

洪陽村的令家祖墳，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免不了風水先生們的參觀學習，以及政府官員的不斷祭掃。他們感嘆，這墓地的風水是如此之好。

多年來，平陸仍是國家級貧困縣。雖然令計劃進京之后與平陸人少有聯系，也不曾為家鄉發展帶來任何貢獻，但在其落馬之前，平陸人依舊將他視為當地的驕傲。

據《南華早報》2012年9月報道，令計劃主政中央辦公廳之后只回過故鄉一次，一名退休的縣級官員表示，“大家始終都會歡迎他回家。”為了證實自己的說法，他指著一條當時正在建設的現代化高速公路說，“這條路原本是條泥路，幾代以來都是如此，但今年（2012年）年末將建成公路。”他說，“這條路是為了令計劃而建的。如果令計劃成為政治局委員，想要榮歸故里，大家都會歡迎他。”
（實習生蔡潤杰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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