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知識傳播時代來臨，在文化領域有什么新體驗？
澎湃新聞記者 莫琪
2016-10-25 07:5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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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首屆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論壇”在滬舉辦。本屆論壇以“數字知識傳播與國家文化創新”為主題，邀集了數十位著名專家學者與業界專家對話，并發表《首屆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論壇學術共識》。“共識”就“數字知識傳播時代來臨與人類文明發展進步”這一重大命題，提出學界與業界的觀點。
從上世紀90年代 “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被提出后，二十多年中信息技術革命對整個社會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尤其在知識傳播方面。數字技術改變了整個知識生態，具體體現為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消費和知識管理規則等方面的重大變革。我們不禁探問：在文化領域，數字出版給知識傳播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其中，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總經理周斌、閱文集團CEO吳文輝等從數字技術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傳統出版對數字技術的反應以及網絡文學對數字閱讀的推進幾個方面發表了講話。
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務中心的球幕放映廳運用了數字技術。
樊錦詩：數字技術對傳統文化的保護
77歲的樊錦詩曾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長，在窟里一呆53年，被譽為敦煌的女兒，在論壇上她重點介紹了敦煌石窟數字化構建。
絲綢之路在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9世紀海運不發達的時期，不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且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交匯處。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有六條標準，滿足任一標準就被批準世界文化遺產，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條標準，與莫高窟同樣情況的只有威尼斯。莫高窟是值得華夏子孫驕傲的，但莫高窟已1650歲，因為自然的因素、人為破壞，文物保護工作面臨巨大挑戰。
經歷了1944-1949年的“看守式保護”及此后三十年的“搶救性保護”，敦煌研究院于上世紀80年代由樊錦詩提出進入“科學性保護”時期，并在1993年就開始了 “數字化保護”方面的探索。
樊錦詩介紹，在上世紀4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專家連相機都沒有，記錄工作只能通過臨摹，但要將一整個洞窟準確臨摹下來非常難。有了數字化技術后，效率大大提升。
“敦煌石窟數字化實際上是用數字采集、數字處理、存儲、展示、數字傳播等數字技術對敦煌石窟復原，用多種手段對敦煌石窟藝術進行解讀、研究、保護、傳播、弘揚和科學管理，以達到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目的。在我們的數字采集現場，會在地上鋪軌道，為了保證拍攝的準確，拍攝用的燈光不只為了照明，還要注意保護壁畫，我們有現場的監視，如果拍得不合適可以馬上重拍。”
樊錦詩表示她最初目的是做成檔案，但是后來她意識到這些數字技術可以做更多。比如細致的成像還能把一些研究者在洞窟環境里肉眼難以觀察的細節反應出來，像山水、樹木、花草放大后，筆畫的質感效果、渲染的技法都看得清了。
此外，通過數字技術還能采集記錄不同壁畫的現狀以及病害信息，不僅可以對壁畫妥善修復，還可以對洞窟作日常監測記錄。通過這些數據建模，就可以在電腦上對顏色的演變進行探討，從而判斷哪一種色彩更適合復原使用。
除了記錄、研究，數字技術還促進了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樊錦詩介紹：“我們對敦煌石窟的海量數字進行分類研究、加工處理，制作視頻、動漫、虛擬漫游（VR）等不同類型的數字節目，多方位、多視角地對世界傳播我們的文化藝術。我們認為應該把高新科技跟古老文化結合，所以建議國家修一個敦煌研究院數字展示中心，現已投入運營，能讓觀眾先到電影院里邊去看寬銀幕電影，然后再看球幕電影，最后再看洞。這么做改變了過去只看洞的模式，提高了觀眾的興趣，觀眾欣賞水平也提高了。而且特別減輕了我們洞窟開放的壓力，有效的保護了洞窟。”
最后樊錦詩提出自己的構想，認為保護應在信息化的基礎上向智能化、技術化上升：“第一，提高檢索的能力，現在已實現用自然語言的探索，應該提高檢索能力還要能用圖象來檢索。第二，豐富數據庫內容，因為數據庫現在還不夠，我們將來要完成敦煌學、敦煌壁畫、敦煌保護等各方面的知識圖譜與知識庫建設。第三，更豐富展示形式，目前大家只能看到單幅的畫和整洞的瀏覽，下一步應該用虛擬現實技術、動畫的技術，來進一步豐富展覽的形式、增強參觀洞窟現場的現實感。第四，敦煌藝術素材的提取和文創發展，我們應該為這個制作出一套設備，快速地提取素材與加工。第五，推進預防性保護，我們不能跟著別人的屁股后面保護，要預防性保護就要利用現經有本體的數據、環境的數據，把這兩個結合起來進行大數據分析，然后找出原因，并且用這個做根據來采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文化數字化技術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要做好數字化的傳承與創新一定要做好文化的內涵、藝術水準要高，總而言之就是要把文化、藝術、科技完美地結合。”
中國小說《三體》上架蘋果APP STORE。
周斌：傳統出版對數字技術的反應
鳳凰出版集團總經理，現代快報社長、總編輯周斌從圖書到報紙，有豐富的傳統出版經驗，他認為數字知識傳播的主心骨就是為了搞數字出版、數字傳播。
周斌稱2015年鳳凰出版集團在全國出版集團中營收超過了200億，利潤超過20億，解剖數據后他發現，無論營收也好、利潤也好絕大多數的貢獻還是和傳統的出版業有關，占到七八成，而數字出版這一塊相關的內容占的比例一成。
“從現在的數據來看鳳凰集團還是一個‘紙鳳凰’，” 周斌補充道，“雖然是個紙鳳凰，但是帶來的影響力仍然非常大。上個月我在上海做路演要募集50個億可交換債券資金，此外我們現在擁有兩家上市企業，在全國同行影響很大。”但周斌認為光是紙鳳凰遠遠不夠，出版集團還是要讓紙鳳凰變得五彩繽紛一點，以書業為核心同時發展數字化。
來自復旦大學的黃艷則用對實體書店的觀察，來副證了傳統出版對數字技術的反應。
在互聯網浪潮襲來的時候，亞馬遜、當當等一批網絡書店和在線閱讀網站的崛起也使得大批實體書店失去了一些生存空間，近年來很多跡象表現網絡書店和數字閱讀雙層夾擊許多城市實體擁有率正在下降。但形成一個鮮明對比的情況，曾經蠶食實體書店市場線上的書商開始轉向線下。去年年底亞馬遜在美國開設了第一家實體書店。同時期我國的網上書城以當當為例，也宣布推行實體書店計劃，在三年內計劃一千家實體書店，從而實現線上、線下書店的對接。
實體書店的復興似乎更多預示著實體書店的發展將能順應互聯網的去中介化潮流，更加聚焦于把握年輕人的閱讀消費習慣，并且以讀書、咖啡、禮品多元業態拓展經營模式，從而打造多元文化體驗的公共文化空間。
實體書店的復興邏輯主要依靠邏輯創新模式上的整體轉變，其中包括挖掘閱讀消費者的潛在需要，考慮閱讀消費者的行為邏輯，通過場景重構式的服務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不但是實體書店重新崛起的一條復興路，也會啟發著我們對數字知識傳播時代實體書店形態背后商業邏輯的生存理解，甚至對更廣大的中國經濟結構帶來某種啟發。
一名老人在夜幕下看手機。
吳文輝：網絡文學對數字閱讀的推進
國內最大的網絡文學集團閱文CEO吳文輝是網絡文學的弄潮兒，他分享了個人經驗，以此作為解讀當代數字閱讀內容、形式轉型的一個切片。
“2000年我離開學校之后做了一個工程師，那時候國內已經出現了初期的網絡文學，但還沒成形。出于對文學的愛好，我跟幾個伙伴們成立了一個協會一起看書、討論書。到2002年，我們決定把這個小站點升級正式成立一個網站‘起點中文網’。2003年，我們基本確立了作者、讀者二維互動的關系，首先把作家和讀者放在天平的兩端，在中間構筑互動橋梁。期間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反應，我們發現更多的讀者刺激產生更多的作者，更多的作者刺激產生更多的讀者，他們之間利用互聯網的技術快速地進行信息溝通，技術讓閱讀內容快速到達讀者，也快速地產生反饋，形成了良性的互動機制。對于整個閱讀和創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當時整個文學網絡、文學產業非常快速地成長。”
吳文輝談到互聯網早期的規則缺失讓他們遇到了一些困難，“當時網絡文學都是以免費為主，在創作過程當中其實是沒有穩定經濟回報的，因此很多作者沒有辦法長期創作下去。所以這個產業最初不斷地有新人進來不斷地有人離開，屬于不斷地自學過程，這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情況。2003年，我們決定把文學產業推入付費行業，現在對大家來說，像電商、視頻、音樂等等收費變得比較普遍，但在當時除了網絡游戲之外網絡文學是第一個進入到正版付費的網絡產品。”
吳文輝認為，更多的資金可以支持更多作家的創作，因此業態慢慢地進入到良性循環，即有更多人愿意付錢，就吸引了更多的作家愿意寫，此外這些作品也吸引了源源不斷的新讀者、作者進入這個行業。
吳文輝進一步談到網文的多元渠道傳播，稱：“2007年移動互聯網開始出現了萌芽，我們推出了網站以及APP。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我們認為它會帶來整個閱讀產業巨大的變化，我后來離開了起點中文網，成立了新的文學平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移動客戶端上。2015年騰訊文學與原來的盛大文學合并，成為閱文集團。線上的文學創作先是把出版模式從線下的買書、領稿費帶到線上，隨后又被游戲、影視、視頻等一系列的數字文化產業帶動了周邊版權的兌現，可以說我們所現在看到的閱讀、文學創作的數字化，都是與互聯網化結合之后的變革。”
吳文輝預言這種變革未來將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閱讀市場將徹底從PC端向移動終端轉型，越來越多的人將使用移動終端，特別是低齡的讀者基本上只使用手機、Pad閱讀，全民閱讀真正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二是文化產業整體向好，尤其是創新重點將結合在IP的泛娛樂運作上。根據2015年度數字閱讀白皮書來看，中國數字閱讀用戶正在向3億邁進，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為64%。
吳文輝認為閱讀形式的變化將改變知識傳播的方式，隨著中國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地開展，從上海、北京這樣的一線大城市從二線再到到偏遠的地區，通過廉價的手機終端，未來任何一個貧困山區的學生或者偏遠地區的教育設施都可能夠接觸到跟大城市學生一樣的知識內容和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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