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財金閱讀；作者：火柴Q 

數年后回望，2018年夏天的黃龍體育場一定會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地點。

在杭州的烈日下，蒸籠一樣的黃龍體育場里擠滿了黑壓壓的幾千人，他們每一個都被欠了數萬到數百萬的債務。由于連日來杭州多家P2P平臺相繼爆雷，杭州市政府特別將黃龍體育場設為追款投資者的臨時接待中心。

去年9月，黃龍體育場也是人頭攢動，那是阿里巴巴在舉辦18周年的年會。而黃龍體育場西邊不到兩公里就是中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標志性地點支付寶大廈。

“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在黃龍體育場，你既能看到萬一，也能看到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這是一個同時見證了當下中國榮耀和絕望的地方。

進入8月，P2P爆雷的連鎖反應從個人投資者蔓延到企業。

因為背后的唯一出資方善林金融被立案調查，鄰家便利店從8月1日起停止總部業務，并陸續關閉了北京全部168家門店。

極路由創始人王楚云的一封公開信也在本周四凌晨刷屏創投人士朋友圈。因為極路由的金融合作方，P2P平臺“i財富”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立案調查，極路由一度被主要的渠道方京東下架，被維權的投資人追賭。王楚云說：“我今天也有心無力了……只能與極路由堅持到最后一刻，但可能隨時到下。”

從“金融難民”到“金融難司”，背后是這些年個人、家庭和商業組織，對“捷徑”和“上車”的一次次趨之若鶩和孤注一擲。

而到了2018，漫長的狂歡正在進入謝幕時刻，一場羅曼蒂克消亡史開始了。

夢醒時分

一切早就埋下伏筆。

故事萌芽時，是以喜劇的形式出現的。這個夏天的杭州讓人想起25年前發生在北京的一個寓言。

1993年，鄧小平南巡的第二年，情景喜劇《我愛我家》開播，在第13、14集講“獎券的誘惑”中，和平女士大量購入“金剛砂牌”手紙，紙如其名，硬如金剛砂，老傅吐槽：“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啊，每次啟用之前，都得做起碼十分鐘的軟化處理。”

和平買了一大包金剛砂手紙，一家人在涼亭里吐槽。

這些由“費麗斯”紙廠生產的手紙不僅撕起很來費力，還比一般手紙貴，但和平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惦記的是“有獎促銷”：一等獎是北京三居室一套，二等獎是夏利汽車一輛，三等獎是全家“香港七日游”。最后和平真中了三等獎，只不過被抽獎主辦方軟磨硬泡套去一萬塊后，此事再無下文。

自從改革開放打開市場經濟的大門，這種看似“便宜”、“捷徑”或“奇遇”的“坑”和“雷”就成了中國人生活里的常客。

它們有些沒帶來致命打擊，回憶起來還可能成為一個笑料，一種時代記憶。比如必須做“軟化處理”的金剛砂牌手紙，比如90年代流動在中國各城市里的“大棚彩票”，2元錢刮一次，一等獎往往是一輛桑塔納或夏利，桑塔納能成為國民級的“神車”，大棚彩票組織者功不可沒。

而另一些捷徑和奇遇，回頭看時，讓人忍不住拍大腿驚呼，原來這是真正的“車”：比如1998年、2009年和2014年的房子，比如剛開門時的A股，比如下海潮……

把時間線拉長，承諾高回報的P2P爆雷只是數年來的波動之一。

下海潮推動了中國民營商業的發展，也催生了很多富豪家庭。但在聚光燈下的明星企業家和經典創業故事之外，更多的故事是破產和謝幕。

根據《經濟日報》2016年的數據，中國擁有遠短于歐美國家的企業平均壽命：中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是3.7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是2.5年；而在美國與日本，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分別為8.2年、12.5年；中國大公司的平均壽命是7到9年，歐美大企業平均壽命長達40年，日本大企業平均壽命有58年。

曾被寄托致富希望的A股，近年來已被稱為“癌股”。2008年到2018年，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從2200多點漲到了7700多點，上漲3.54倍；而滬深300指數同期的變化僅僅是從2800多點到3300多點。

2008年8月至今，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走勢

2008至今，滬深300指數走勢

都說買房總不會錯。這也是好了傷疤忘了痛：1993年的海南，2007年的鄂爾多斯，局部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已使參與者的財富折損于無形。

最近的滑鐵盧是河北燕郊的房價。由于與北京通州只有一河之隔，在北京房價大漲的2016年，燕郊房價也快速從約1.5萬/平漲到3萬多/平，大量買房者是投資需求，在2017年3月發布收緊房貸和首付比例提升的新政后，成交價格又應聲回落，現在跌到了2016年初的水平。高位買房的人承受了攔腰斬斷的損失。

公司層面，超常規機會、討巧的玩法也到了被重新審視的時刻。

2017年，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達集團波折起伏，甩賣了大量資產。

此前，萬達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摸爬滾打30年，深刻領悟“債務”就是最好的資產。國際化轉型中，萬達繼續“舉債買買買”之路，在2012年收購了美國第二大院線AMC，在2015年到2017上半年又密集將傳奇影業、北歐院線、馬德里競技的部分股票收入囊中。僅在2016年11月30日一天里，王健林就飛了6000公里，停留兩個國家三個城市。

但到2017年下半年，在感受到監管層的關切后，王健林以631億元的價格把76個酒店和13個文旅項目賣給了融創中國。今年1月到2月間，萬達又陸續出售澳洲項目，狂賣萬達商業、萬達酒店、萬達電影相關資產418億元，并出讓了馬德里競技的股份，勢必完成“清償全部海外有息負債”的諾言。

吃進去的又都吐了出來，還刮了一層血。

同樣因在海外大舉收購被監管關切的安邦掌舵人吳小暉現在已因經濟犯罪被判入獄18年，沒收財產105億元。

玩法變了。多年來支持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杠桿和債務“不可愛”、“不正確了”。

想在2018年賭新玩法的新公司，輸的概率更大。

極路由先后跟風P2P和區塊鏈。2017年4月，極路由開始和P2P平臺合作推出“0元購”活動，用戶先花499元購買一款路由器，得到P2P平臺注冊碼，投資一定金額可在到期后可獲得499元返現和投資本息。相當于路由器公司幫P2P平臺獲客，P2P平臺幫路由器促銷。極路由在這件事上的角色并不單純——實際上極路由也是“i財富”的股東，后續有承擔連帶法律責任的可能。

去年12月，在比特幣價格最高的市場狂熱期，極路由宣布推出全球首款區塊鏈路由器“極X”——買一個“極X”就相當于買了個礦機，可以通過分享寬帶資源和運算能力挖礦，獲得ACT、GCT兩種加密數字貨幣。到今天，ACT和GCT的幣值相比發行時分別跌去96%和97%。P2P和區塊鏈都沒能讓極路由爆發，反而把公司拖向瀕臨破產的險境。時至今日，極路由創始人王楚云質押了自己的房產，還向親友借了6000多萬元給公司周轉，至今有一半未還。

原來這一趟趟呼嘯而過列車并不是體面、舒適的高鐵；它更像印度火車，得奮力一搏才能得一張“掛票”。而且在每一次加速和轉向中，都有一批沒掛穩的人會被甩下來，不巧甩到軌道里的，直接被碾壓。

從憧憬到焦慮

當人們有自主選擇的余裕時，想上車本身沒什么好與不好，只是今時今日，人們走捷徑的動機和心態已變。

90年代，中國人還不知何為“搏一搏，單車變豪車”。畢竟過去中國人只體會過選擇“立場”的重要性，不知道風口和周期的魔力。去流動大棚里刮彩票就像去趕廟會，即使刮不到桑塔納，刮到塊香皂也很高興。人們剛剛從一整座樓公用一個座機的狀態過渡到了每家都有電話的時期，大哥大很拉風，有呼機也是大大的進步。去深圳、去海南，促使人們行動的是希望和憧憬，“我試試，我也可以”。

但進入新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一度回落的基尼系數(指示貧富差距，值在0到1之間，越接近1表示社會貧富差距越大)，在2000年跨過了0.4的門檻，之后持續攀升，到2012年一度達到0.73，超過國際警戒線0.5(數據來源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由于統計口徑不同，官方數據中，中國基尼系數到2017年仍未超過0.5)。站在頂端的1%的家庭已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財產。

近期熱映的《西虹市首富》里，沈騰演的王多魚突然得到了10億，而且必須在特定時間內合法地揮霍一空，但他卻發現越是胡亂花，越是錢生錢，花不完。

這個角色講了上牌桌者和沒上桌者的差別：不管通過什么手段，在把握住資本和信息后，一部分人進入了躺著掙錢的安全區，一部分人卻“怎么去熬，日夜顛倒，連頭款都湊不到”，普通人靠過普通的生活，越來越難“保住”現有的社會經濟地位。

近10年，中國官方統計的通脹率在-0.7%(2009年)到5.4%(2011)之間波動，但通過廣義貨幣量供應量增速和GDP增速推算得到的“真實平均通脹率”則可能高達7%，甚至超過10%。如果把錢存在銀行，2%左右的利率根本無法“跑贏通脹”。

本來投資股票、基金等還算是一個風險相對小的門路，但是如前文所述，“癌股”的走勢擺在那兒，吸引力實在有限。

80、90一代獨生子女還面臨著“421”(4個老人，2夫妻，1個孩子)或“422”的家庭結構，養老、醫療、養育子女和買房的多重花銷擠壓著他們判斷風險時的理智。胡潤財富報告說，在北上廣深一線城市，2018年的最新“財務自由門檻”是2.9億元。

這部分解釋了P2P火爆的原因。

從中國第一家P2P公司拍拍貸在2007年成立到2015年P2P行業累計成交額首次突破萬億元，用了8年；而到今年6月這個數字突破7萬億，只花了2.5年。同一時期，中國的居民儲蓄增速從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2017年的7.7%。

這些不幸踩雷的人是自己貪心嗎？

好像是的，在騰訊·谷雨的報道《爆雷之后，中產驚惶》中，一位正在杭州維權的“金融難民”是這么說的：“余額寶的收益也有過百分之六七，我們比余額寶高不了多少，沒超過行業水平。”

實際上，余額寶的7日年化收益在2014年就跌破了5%，在2017年一直徘徊在4%左右，“百分之六七”，是余額寶收益的兩倍。但看絕對數字，百分之六七的確不高。

這些不幸踩雷的人真的貪心嗎？

膽子更大、更貪心的人投入了行情洶涌的加密數字貨幣市場。很多人都已在各種私下、公開場合聽過類似的說辭：“錯過了炒股、錯過了炒房，錯過了互聯網，不能再錯過區塊鏈。”從2017年底開始，隨著比特幣漲破2萬美元，李笑來、薛蠻子，幣圈的一個個造富神話從小圈子涌入公共輿論，幾乎引發全民焦慮：to幣or not to 幣，一度成了擺在所有人面前的問題。

個體急切，公司也急切。

當“公司收入200萬，稅后到手2.1萬”的文章在創業者和公司經營者間流傳時，有人看著看著笑了，有人笑著笑著笑出了眼淚。

在2年前的夏天，極路由創始人王楚云曾在接受采訪時說：“活著比什么都最重要。”從當時到現在，極路由一直資金受限，且沒有顯著地打開市場份額，這也許是他鋌而走險的原因。至于他到底是想和P2P平臺聯手“割韭菜”，還是想曲線救國，真心做好路由器，看好區塊鏈，其中的不甘、野心、抉擇，冷暖自知。

1980年，風靡全國長達半年的爆文是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6萬多人參與了后續大討論，主題是“人為什么而活著”。2018年，占據朋友圈的爆文則是《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

捷徑不再是捷徑，捷徑變成了救生艇。

現在，當看到任何快速奔馳而過的機會時，促使人們行動的不再是憧憬而是焦慮，甚至是恐懼：“不試試，怎么辦？”

越來越難上的牌桌

想上車的心情越來越急切，但上牌桌的籌碼卻越來越高，出局的可能性也總在涌現。

從P2P到炒幣、從彩票到賭球，上了桌的人忐忑，想上桌的人亢奮，找不到桌的人焦慮。

長期持有茅臺、騰訊股票的人，在2014年買了一線城市房子的人，在2017年投身加密數字貨幣的人，當然存在。準確地說，捷徑和機會并沒有消亡，但是它的門檻越來越高。

趕上從80年代開始的“下海潮”需要的是膽大和“壞運氣”——當時的一些商人恰恰是無法進入體制內端鐵飯碗的社會邊緣人士：返鄉無業知青、游手好閑的頑主甚至是勞改人員。

在股票這輪機會中，至少從表面來看，這不是一個需要大量資本和復雜操作能力的游戲：開一個賬戶，放一些錢，或直接交給機構投資者打理，省事省時。但由于中國股市牛短熊長，股票投資對大多數沒時間花精力深刻研究的人來說實際上不構成真正的機會。

進入1998年房改之后20年的“房產漲價期”，是這些年來對普通人來說真正值得上的牌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房價在房改之后第一個10年就漲了6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4萬億刺激政策和此后的兩輪放水再次刺激一二線城市房價在2009年、2012年、2014-2016年3次大漲，烈火烹油。

但這個真正最有回報的“捷徑”，或者說最能保住現有生活水平不倒退的手段，門檻也最高。不管在哪個時間點入場，都需要在當時有一定的家庭資產儲備，還需要對復雜變換的政策深度理解，在最初的幾年里，還要克服借錢買房的心理障礙——這在當時已是很高的認知要求。近年來，認知雖然跟上了，但隨著房價后知后覺漲到了高不可攀的位置，大多數工資跟不上通脹的家庭，也只能望房興嘆。

事實上，前文所述杭州P2P的酷暑，部分和中國人對房產不變的信仰有關。由于杭州房地產已出現二手房和一手房價格倒掛(二手房比一手房貴)，所以自從今年4月開啟“搖號買房”政策后，快速引發“打新熱潮”，只要搖到號就是賺。僅融信創世邸、萬科西雅圖、綠城梧桐郡3個樓盤就吸引了3.6萬戶家庭參與“打新”，被鎖住的“誠意金”、定金達525.67億元。其中部分資金就來自向P2P平臺的取現。

而對遍布全國的1000多萬P2P投資人(零壹智庫發布的《2017中國P2P網貸年度簡報》稱2017年，中國P2P投資者總數約為1250萬)來說，更大的壞消息是，部分P2P平臺的資金正在涌向套路更深的加密數字貨幣市場。

一些專注于加密數字貨幣二級市場的量化基金已經接收了來自P2P平臺的資金。這些平臺握著幾億到幾十億的錢，提出要在幾個月內翻2到3倍，以解決燃眉之急——這種孤注一擲要冒極大的風險，揣著手榴彈上戰場，不知道要炸到多少人。中國還有多少個黃龍體育場可以裝下追款無門的投資人？

這場聲勢浩大的“加密數字貨幣”浪潮，仿佛《北京人在紐約》里的那句經典臺詞：如果你愛他，送他去紐約，如果你恨他，送他去紐約。炒幣這個游戲，是一小部分人的樂園，大部分人的坑。根據對沖基金AQR Capital Management在2017年底的推送，全球40%的比特幣集中在前1000個賬戶里。隨著今年以來更多大資金入場，加密數字貨幣市場的集中度可能更加明顯。

即使是因為一時捷徑而已在牌桌上的人，由于風口轉換，也不得不考慮新的方向。和底層與中產一樣，他們實際也面臨如何讓財富不縮水的難題。不理解游戲規則的人，最終會被新趨勢拋棄。

抉擇路口

對個人和家庭來說，達到一定量級后，錢就只是數字，若不貪心，大可以歲月靜好，不問趨勢。但在國家層面，卻不得不時刻面臨博弈。

這個過程中，權衡利弊的同時，該冒的風險要冒，但最重要的是時刻記住捷徑的代價和隱患。

回頭看，過度倚靠房地產和寬松貨幣政策搞“放水刺激”是國家層面的“走捷徑”；一邊搞“市場經濟”，一邊沒有及時跟進相應的法治、制度、監管建設，也是走捷徑。

2003年，經濟學家胡永泰和楊小凱在《經濟學(季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后發劣勢”的觀點，他認為：“落后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但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落后國家傾向于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雖然可以導致落后國家的經濟在短期內獲得快速增長，但會強化國家機會主義，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后發國家應由難而易，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發劣勢，在沒有模仿好先進國家的制度前是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的。”

雖然這種想法已被提出來13年，但它的影響力長期不及另一個概念“后發優勢”。但這個夏天，隨著中美貿易戰升級，隨著對中美互視越來越深入的探討，后發劣勢成為討論焦點。

微信指數，后發劣勢、后發優勢近90日輿論熱度對比

老路走不通了，在2008年之后的3次寬松政策期間，經濟增速的反彈力度分別是“從6.4%最高反彈至12.2%”，“從7.5%最高反彈至8.1%”和“從6.7%最高反彈至6.9%”，“快感”一次小過一次。

今年的中美貿易戰，現在看來至少有一個好處，讓中國人看到了過去走捷徑的風險和代價——我們其實沒有及時補上技術短板。

將近20年過去，《大腕》里的黃金地段、法國設計師、英國管家、貴族學校都一一成為現實，中國互聯網也驕傲地喊出了從“C2C”(copy to china將美國的模式搬到中國)到“CFC”(copy from china從中國學習模式)的轉變；但是在最核心的底層上，中國的技術無法自足，供給側的硬基礎沒有建立，關鍵時刻被人扼住咽喉。

在今年7月上旬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中”公告中提到：

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對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障國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切實提高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把科技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為我國發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10天后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也大篇幅提到了把握節奏的“放水”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積極”的方向：大規模減稅，并將研發費用的抵扣從科技型中小企業擴展到所有的企業。

以前是水大魚大，泥沙俱下；現在不啃最硬的科技，無解；不下定決心斬斷對房地產和金融的過度依賴，無解。

從高層頻繁的政策發聲到民眾的大討論，對科技力量重要性的認知是中國社會上下現在難得的共識之一。

對于個人、公司和國家來說，2018年是一個捷徑幻想消亡、信心需要重建的時刻：超車的小道堵上了，需要開墾的新路基卻也出現在腳下了。

來源：鳳凰國際智庫

編輯：攀西商界網新聞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