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屬一個集團，幾乎同時設廠來開拓東盟等境外市場，一家子公司生意紅火，另一家連續3年虧損，去年完成注銷。8月8日，廣西北海，在兄弟單位人去樓空的廠房旁，攀鋼集團北海特種鐵合金有限公司總經理韓春輝告訴“新南行記”采訪組這個真實故事。背后原因他不愿多言，只說后者“市場開拓”得不順。

這個故事讓我們思考“路徑”問題——建好通道只是有了條件。把市場機會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市場效益，對接先進生產力并為我所用，目前還有什么問題?需要我們做些什么?

□“新南行記”采訪組

A 對接先進生產力

科技創新合作咋突破？

對策

與先進地區共建“創新飛地”，共同研發，將成果在四川轉化應用，收益共享

開放，既是打開別人的“門”，也是打開自己的“門”。

四川南向開放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對接先進生產力。對接最新科技創新成果，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圍繞科技創新合作，香港和四川有很大想象空間。”8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辦公大樓，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鐘偉強告訴采訪組，這有助于雙方優勢互補：香港有全球一流的自主創新能力和經驗;四川則有可供技術應用的龐大市場。香港重點發展的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四川也有相當科研基礎。

在新加坡，前國會議員曾世生提出類似建議：新加坡完全可以和四川攜手推動相關產業的核心科技研發。

省內多位專家和業內人士表示，這樣的想法四川也提了多年，但“雷聲大雨點小”。以香港為例，兩地科創合作目前仍主要停留在青年學子交流、聯合培養研究生等相對初期的階段。為何會如此?缺少符合市場邏輯的突破口，是專家提到最多的一個原因。

如何破題?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建議關注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河套地區，那里正熱火朝天地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它探索的是香港和內地實現科創合作模式。如果成功，可在內地復制。”有專家把這種模式概括為“港澳研發、內地轉化”。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事務主任許振義解釋了這種模式背后的合作邏輯：科技創新并非單靠砸錢就行，還需要良好的創新環境，包括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少有國際“技術壁壘”、成果轉化機制健全等。新加坡、香港有這樣的環境，但缺乏足夠大的應用市場。

許振義提出“創新飛地”的概念，“四川完全可以在新加坡共建‘創新飛地’，讓企業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創新環境來引進全球頂尖科學家、孵化核心技術或攻關瓶頸，成果在四川轉化應用，大家通過協商共享收益。”

四川和先進地區開展聯合研發，也是一條可行路徑。目前廣東和香港政府共同支出專項資金對科研機構進行資助。省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楠認為，四川可以和香港等地政府合作，圍繞雙方產業共性需求開展研發合作資助計劃。

如何吸納“產業高端”轉移？

對策

把握先進地區產業“跨梯度轉移”機遇，瞄準特定產業生態圈建設等“痛點”率先突破

對比先進地區創新環境，不少企業談到同一個觀點——某些方面，成都更有優勢。

“深圳房價太高了，人才不穩定。成都房價便宜很多，文化多元，環境也舒適，生活質量更高。”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魯先平介紹，2014年公司就在成都高新區建設了新藥研發中心，將作為公司最大的研發機構。深圳市衛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葆春同樣提到把部分研發環節從深圳搬到成都，認為成都有電子科大、川大等一批知名高校，能提供“高性價比”的人才。

采訪組在行走中發現，出于類似考慮，越來越多粵港澳地區的科技型企業考慮將研發板塊遷入成都。香港四川總商會秘書長黃冬表示，會內部分知名企業都把研發部門從香港向成都遷移。劉葆春談到在成都高新區觀察到的一個細節：工作日中午，餐廳里天南海北閑聊的白領們，居然都用普通話，“表明全國人才在往這里匯集。”

省經濟發展研究院區域研究所副所長曾洪萍把這種現象稱作“產業跨梯度轉移”——和傳統上伴隨東部地區經濟結構升級，某些相對落后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不同，如今一些高端產業的高端環節也在從粵港澳等地“溢出”。省社科院研究員盛毅認為，這背后有貼近市場和研發成本的雙重考慮，“雖然沿海有最好的創新環境，但部分企業寧愿把研發內遷成都，因為這里的創新環境大體能滿足要求，而研發成本會大大降低。”多位專家表示，推動產業跨梯度轉移，是四川對接先進生產力、加速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

采訪組同時發現，對于是否把研發轉到成都來，不少企業還在猶豫。營商環境、產業鏈配套是他們擔心最多的問題。

此外，還有優惠政策差距。“年初和成都某區談落地，見面時說很認同，但說到優惠政策很久不表態;深圳南山區要留住我們，立馬拍板醫院單一來源采購我們的配藥機器人。”深圳一家高新企業負責人表示。魯先平透露，為留住企業，粵港澳地區政府動輒給予巨額補貼。

對此省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周江認為，產業鏈、優惠政策等差距客觀存在，也并非短期能全面趕上。四川要做的，是在保持房價、人才供給等特殊優勢的同時，抓住科技型企業最關心的幾個“痛點”率先突破，如政府辦事效率、特定產業的生態圈建設等。

袁持平建議，規避產業鏈成熟度差距，可從產業鏈較短或對產業鏈依賴相對較弱，同時成都又有相應產業和研發基礎的產業入手，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曾洪萍建議招商部門可主動出擊，亮出成都優勢。

有著先進的港口設施和現代管理體系的新加坡吉寶港。 記者 何海洋 攝

B 開拓新興國際市場

“走出去”遇到困難怎么辦？

對策

企業要做好功課，也需要政府做好相應配套，應強化行業協會和第三方機構作用

采訪組出發前所做的一項川企問卷調查顯示，在有意愿或已南向“走出去”的企業中，超過9成表示遭遇了現實困難和問題，其中物流、融資、信息分列前三位。

在北部灣經濟區，采訪組聽到這么一個故事：德陽一企業將大型水力發電機通過北部灣出口東南亞某地，由于對該國知識產權情況完全不了解，連對方國門還沒進去就被訴侵權，官司一打就是3年。

成都云天明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吳青岱亦表示，“走出去”后才知道東南亞不是一個大市場，而是多層次的、市場差異明顯的多個“小市場”。以公司主業棋牌網游為例，泰國玩家支付能力(近50%付費玩家)、對游戲品質要求都遠遠高于鄰國，喜好也更偏歐美化。

對此盛毅表示，這一方面需要企業自身做好市場研究、謹慎選擇“走出去”策略;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場也需要做好相應配套服務。而從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中反映出的問題看，相關配套還有不小的進步空間。

政府如何做好配套服務?走訪中，新加坡福智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黃澤霖談到了一種思路：政府比企業先一步“走出去”。以新加坡為例，其國際企業發展局依托全球設立的超過20個分支機構，可為新加坡企業無償提供各種“走出去”服務，包括各國行業市場調研分析、分享當地企業、政府資源，甚至幫助解決各種細節問題等。

“在國外出了問題，我們下意識愿意找政府。但在東南亞，找行業協會或第三方機構或許更有辦法。”曾洪萍說，當地協會或商會往往有強大的信息和資金統籌能力。而四川類似組織還遠不夠強大，需要川企加強抱團意識。同樣要加強的，還有市場化的第三方機構，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商務、法律等領域。在她看來，川企已走過依靠廉價貨階段，輸出產品和技術多涉及知識產權，“如果沒有專業機構幫助，川企‘走出去’就像在裸奔。”她建議政府加大相關扶持和引進力度。

圍繞四川與粵港澳大灣區、東盟經濟區的經濟合作，盛毅特別提到已有或將有的一系列“支點”：包括新川創新科技園、東盟產業園等。“對個體企業來說，要用好這些‘支點’目前是有難度的。”他認為當前各方明確了合作機制和平臺，但具體怎么落實、做好，還需要各方政府進一步細化。

對新加坡、香港這些“超級聯系人”，周江認為川企當前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它們的“跳板”作用，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對接，不少服務并未實現在四川的本地化投用，“想用都不曉得怎么開始。”在他看來這是當前雙方可以著手的方向。

來源：四川日報

編輯：攀西商界網新聞資訊中心

同屬一個集團，幾乎同時設廠來開拓東盟等境外市場，一家子公司生意紅火，另一家連續3年虧損，去年完成注銷。8月8日，廣西北海，在兄弟單位人去樓空的廠房旁，攀鋼集團北海特種鐵合金有限公司總經理韓春輝告訴“新南行記”采訪組這個真實故事。背后原因他不愿多言，只說后者“市場開拓”得不順。

這個故事讓我們思考“路徑”問題——建好通道只是有了條件。把市場機會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市場效益，對接先進生產力并為我所用，目前還有什么問題?需要我們做些什么?

□“新南行記”采訪組

A 對接先進生產力

科技創新合作咋突破？

對策

與先進地區共建“創新飛地”，共同研發，將成果在四川轉化應用，收益共享

開放，既是打開別人的“門”，也是打開自己的“門”。

四川南向開放的核心命題之一，是對接先進生產力。對接最新科技創新成果，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圍繞科技創新合作，香港和四川有很大想象空間。”8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辦公大樓，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鐘偉強告訴采訪組，這有助于雙方優勢互補：香港有全球一流的自主創新能力和經驗;四川則有可供技術應用的龐大市場。香港重點發展的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四川也有相當科研基礎。

在新加坡，前國會議員曾世生提出類似建議：新加坡完全可以和四川攜手推動相關產業的核心科技研發。

省內多位專家和業內人士表示，這樣的想法四川也提了多年，但“雷聲大雨點小”。以香港為例，兩地科創合作目前仍主要停留在青年學子交流、聯合培養研究生等相對初期的階段。為何會如此?缺少符合市場邏輯的突破口，是專家提到最多的一個原因。

如何破題?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建議關注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河套地區，那里正熱火朝天地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它探索的是香港和內地實現科創合作模式。如果成功，可在內地復制。”有專家把這種模式概括為“港澳研發、內地轉化”。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事務主任許振義解釋了這種模式背后的合作邏輯：科技創新并非單靠砸錢就行，還需要良好的創新環境，包括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少有國際“技術壁壘”、成果轉化機制健全等。新加坡、香港有這樣的環境，但缺乏足夠大的應用市場。

許振義提出“創新飛地”的概念，“四川完全可以在新加坡共建‘創新飛地’，讓企業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創新環境來引進全球頂尖科學家、孵化核心技術或攻關瓶頸，成果在四川轉化應用，大家通過協商共享收益。”

四川和先進地區開展聯合研發，也是一條可行路徑。目前廣東和香港政府共同支出專項資金對科研機構進行資助。省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楠認為，四川可以和香港等地政府合作，圍繞雙方產業共性需求開展研發合作資助計劃。

如何吸納“產業高端”轉移？

對策

把握先進地區產業“跨梯度轉移”機遇，瞄準特定產業生態圈建設等“痛點”率先突破

對比先進地區創新環境，不少企業談到同一個觀點——某些方面，成都更有優勢。

“深圳房價太高了，人才不穩定。成都房價便宜很多，文化多元，環境也舒適，生活質量更高。”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魯先平介紹，2014年公司就在成都高新區建設了新藥研發中心，將作為公司最大的研發機構。深圳市衛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葆春同樣提到把部分研發環節從深圳搬到成都，認為成都有電子科大、川大等一批知名高校，能提供“高性價比”的人才。

采訪組在行走中發現，出于類似考慮，越來越多粵港澳地區的科技型企業考慮將研發板塊遷入成都。香港四川總商會秘書長黃冬表示，會內部分知名企業都把研發部門從香港向成都遷移。劉葆春談到在成都高新區觀察到的一個細節：工作日中午，餐廳里天南海北閑聊的白領們，居然都用普通話，“表明全國人才在往這里匯集。”

省經濟發展研究院區域研究所副所長曾洪萍把這種現象稱作“產業跨梯度轉移”——和傳統上伴隨東部地區經濟結構升級，某些相對落后產業向中西部轉移不同，如今一些高端產業的高端環節也在從粵港澳等地“溢出”。省社科院研究員盛毅認為，這背后有貼近市場和研發成本的雙重考慮，“雖然沿海有最好的創新環境，但部分企業寧愿把研發內遷成都，因為這里的創新環境大體能滿足要求，而研發成本會大大降低。”多位專家表示，推動產業跨梯度轉移，是四川對接先進生產力、加速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

采訪組同時發現，對于是否把研發轉到成都來，不少企業還在猶豫。營商環境、產業鏈配套是他們擔心最多的問題。

此外，還有優惠政策差距。“年初和成都某區談落地，見面時說很認同，但說到優惠政策很久不表態;深圳南山區要留住我們，立馬拍板醫院單一來源采購我們的配藥機器人。”深圳一家高新企業負責人表示。魯先平透露，為留住企業，粵港澳地區政府動輒給予巨額補貼。

對此省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周江認為，產業鏈、優惠政策等差距客觀存在，也并非短期能全面趕上。四川要做的，是在保持房價、人才供給等特殊優勢的同時，抓住科技型企業最關心的幾個“痛點”率先突破，如政府辦事效率、特定產業的生態圈建設等。

袁持平建議，規避產業鏈成熟度差距，可從產業鏈較短或對產業鏈依賴相對較弱，同時成都又有相應產業和研發基礎的產業入手，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曾洪萍建議招商部門可主動出擊，亮出成都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