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財經訊（李夢淙）12月22日， 2018-2019年中國經濟年會在北京召開，鳳凰網財經全程報道。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發表了演講。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

楊偉民表示，中國經濟壓力大是因為消費下降了。那么，消費下降是什么原因？楊偉民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高房價。

楊偉民指出，中國前期積累的房地產隱患太大，同時還存在結構性失衡的問題，現在的嚴監管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住宅結構性失衡的問題。

以下為楊偉民發言實錄：

我的題目大家也看到了很多遍，基本是這個觀點，第一句話就是會議文件當中，我們經濟總體平穩，穩中有變、變當中有憂。今天也講了這些問題有長期性的也有短期性的，這里邊有短期因素的影響，但我個人覺得更主要是長期的一些結構性的失衡，在短期當中的一個反應。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仍然，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這也是報告當中講到的，根源在哪兒，根源其實在過去講過，就是供給側結構性失衡的根源在于要素配置上，這個要怎么解決呢，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要因為心里有點波動，就轉向這樣，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門強調不動搖，但是要堅持用改革的辦法來矯正要素配置的一些，這樣才能夠增強應對不確定性努力，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講韌性和保持經濟長期向好的轉變，這是我一個基本的觀點，今年的成就就不說了。

供給側改革是15年提出來的，四年時間，每一年的重點是不一樣的。15年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而16年變成四個方面了，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然后把農業和振興實體經濟提了出來，還有一個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16年，為什么說把振興實體經濟提出來，是因為當年總書記專門論述了后面要講的三大市場。13年講的市場是講破立降，破降指企業，降成本。今年就講了八個方針，我不講。

今年我們雖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最主要的就是一句話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這是一系列問題的一個集中的體現，這里邊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有周期的也有結構性的。短期的有哪些，我覺得有這樣幾個方面，短期加重了我們經濟的下行壓力的短期因素，本身長時間存在，長時期是革命，但是短期就來了寒流了，美國發起貿易摩擦的因素，這個對經濟本身的影響現在倒沒有顯現出來，有可能在明年會顯現出來但是它對我們信息的影響非常大，對匯市對股市的影響非常大。

第二個是嚴監管的金融政策，這個是對的，但是在現在我們企業改革還不到位的情況下，特別大家腦子里對所有制的那個壁壘還沒有特殊情況下，嚴監管的政策誤傷了民營企業，有很多實際上這種最后誤傷的是民營企業。

第三就是民營經濟，這個也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影響了我們民營企業的信心也影響了國際市場的信心。

最后一個就是企業規范性政策疊加，我們看到很多了，要規范我們這個體制，比如說PPP平臺轉型等等這些都不對，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很多地方執行過程當中包括部門，寧緊勿松，強行加碼，這將所有的政策放在一起，這麻煩了，所以這是短期性的一些影響。

長期表現出來的是這樣幾方面，我們經濟為什么壓力大呢，是因為消費現在下滑，消費是因為什么原因呢我認為除了其他幾個因素以外，什么服務消費提高什么，汽車消費減速等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高房價及房貸的壓力，基建投資為什么減縮呢，是因為地方隱性債務風險，這個導致基建投資大部分下滑，因為基建投資主要靠地方政府，靠地方政府來借債和賣地。

第三個現在盈利能力下降，這是前面我沒有講，其實我們現在看起來利潤增長速度還是挺快的，其實我們盈利能力下降，現在的能力增加主要是靠上一輪環境的漲價，它原因在于實體經濟供需失衡以及負擔。

  房地產收縮，看起來表面是因為房地產的嚴加控，但是它背后的原因是因為長期積累房地產風險已經太大，然后同時存在著一些結構性失衡，當然現在嚴監管的嚴格的措施還沒有從根本上來解決，結構性失衡問題。

民營企業信心不足，包括除了前面的問題以外還有我們的政策，一些執行過程當中還存在著大量所有制的歧視，我覺得這是長期的一些因素，但它背后這些長期因素背后是什么三大失衡。

第一個是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失衡，簡單說什么叫失衡，就是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供給難以滿足需求，現象是制造業對增長的帶動力持續減弱，我們在人均GDP只有八千多美元的時候就已經進入到制造業快速下降，下降肯定是必然的，但是中國呢下跌的有點早、下跌的有早快，原因一方面是產能過剩，另外一方面很多的消費品難以滿足需求，然后投資品當中一些重要的中高端的一些東西我們自己生產不了，原因在于創新能力不足，前期我們主要是買，現在看到我們供給不足。經濟創新雖然取得很大成果，但是總體上來講還是有問題的。

再加上水肥負擔重、資源環境和人工成本上漲、融資難融資貴、盈利能力下降，盈利能力下降后果就是大家越來越不愿意玩制造業，脫實向虛，表現出來就是制造業新設的民營企業今年前八位負增長，這是過去沒有的，我們老說我們有1億市場，但是大家看到1億市場中真正搞制造業的有多少。制造業當中民營企業當中也就是小微企業，也就是注銷的企業它的增長已經快于生的，新社企業增長，大家不愿意在制造業特別民營企業。

制造業不行了，那這些年我們經濟增長靠時間，靠服務業帶動，靠服務業，但這是一種好現象，但是要細分的不要簡單的說服務業好，高了就好了。我們服務業比重提高當中提高了，金融和房地產分別貢獻了4.4和2個百分點，也就大頭是金融和房地產，有些普遍在下降。目前金融的增加值僅次于制造業、農業、商業，我估計現在可能也快超過商業了。美國從4.1提到7.3，用了40年的時間，我們提一倍用了10年時間，也就是說金融業可以提高，經濟是身體的血脈，是血液，但是過快過急導致心率過速那就有問題了。

后果，金融業實際上它看金融業后臺增長表面上看可以帶動增長，但是大家知道金融業的增加值是哪兒來的，是利息收入，對金融業來講是高融資、高利潤，但是它這些金融業增加值它實際上都哪里來的呢，它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它實際上是從居民、房貸、非金融企業的貸款和政府的貸款，負債當中得到的利息收入，主要的部分還有其他一些收入，所以金融業規模越擴大增長越快，那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剛才說的三個負擔越重，所以它并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事。

第三個就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最近幾年我們經歷了很大程度上靠房地產的消費和投資的拉動，但是越來越泡沫化嚴重，當然不能說越來越，到2016年為止，2017年開始調控以后已經止步了，其實我們還存在著城鄉之間、城市之間，不同群體之間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失衡。比如簡單說最主要的城鄉之間，現在城市少了兩億進城農村人口，農村的也就意味著農村多了兩億農村人口的空置，因為他已經進城了常年在城里邊打工，務工經商已經不回去了，在城里邊并沒有給他準備好在城里落戶長期定居這一塊，沒有。

為什么會過多依賴房地產，就是因為在經濟金融化流動性過剩和制造業盈利能力減弱的情況下，房地產成為居民保值增值的優質資產，成為金融機構追逐的利潤來源。金融機構它后邊我講到，它不愿意再給制造業貸款，但是他非常愿意給大家房子貸款。

那這樣的結果呢，一方面使資金進一步脫實向虛，大量資金進入到房地產及其相關領域，這樣擠出效應。另一方面，直接抬高了實體經濟的經營成本。為什么會存在三大結構性失衡，大家都知道要素配置決定了產出，要素怎么配置，藥素到哪里去了，那最后你產業結構、生產結構增加，那從資金來看，為什么制造業比重持續下滑，是因為制造業貸款的比重下滑，制造業貸款比重相當于占GDP比重的25%。今年前8個月，制造業的貸款占三大產業新增貸款的3.3%，我剛才講制造業還是產業當中產值最多的，但是貸款得到的3.3%。

另外一個是國有企業貸款比重最近幾年大幅度的提高，民營企業貸款比重大幅度的下降，剛才說為什么嚴監管誤傷民營企業，因為前幾年民營企業在正規的不到，已經得不到資金，所以他就通過一些小道，嚴監管管什么就是管影子銀行什么的，所以民營企業正規的，民營企業它的對它來講正常的融資渠道被切斷了，所以才有大量的資本市場的股權質押。

17年國有控股企業新增貸款占全部企業貸款的80%，個人貸款的比重在大幅度提高，居民貸款比重，居民新增的按揭貸款比重占新增貸款的50%。土地來看跟房子有關系，中國本來我們就是先生產后生活，所以用于居住的空間比例就非常小，我不想全國的比例了，因為時間關系，有限。一般來講工業用地和居民用地比例在各地，基本上是1：0.8，在北京的主城區中心城比二環大一點，37%的地是用就業的，只有30%的地是用于住宅的，這樣的話主城區居民用地居住地的房子都是低層建筑，有很多都是平房，但是就業用地辦公大樓金融街都是高層大廈，這樣實際上是失衡的，北京的交通擁堵問題，最根本的原因在這個地方，在于就業用地和居住用地在普通空間出現嚴重的失調，但是你要在建筑面積地區另外一個失衡，就是居住問題嚴重失衡，居住用地不多，就業用地不少，當地沒有就業崗位，所以必須到別的地方去就業。

最要命的是供地的增長和人口流動的反向配置，什么意思就是人口大量的流向一線城市，但是一線城市供地增長最慢，二線次之，三四線城市人口很多是進出的，但是供地面積確實最快。基礎用地不足就導致了高地價以及相應的高房價，它的根在于高地價。現在這些新的產業也已經面臨著高地價高房租的壓力，當然現在政府有補貼，但是沒有補貼可能就生活不下去了，因為連點小買賣都做不起，更別說創業企業了。

從勞動力來看，一個是我們的城市化政策，就是中央的政策是明確的，但是各級地方政府都不讓農民工，這是肯定要面臨的，這是導致我們大量農民工本來六十多歲退休，現在四十多歲退休了，少工作二十年，所以我們在人均GDP還是在中等化的程度，就已經進入到了人工成本持續上漲降低了我們國際競爭力，制造業很多勞動密集型就跑了。

另外還有鄉村企業，大量鄉村企業，大家無法轉移就業，只拿到生活費，但是很多領域實力供不應求。

今年經濟工作會專門強調，要堅持供給側改革不動搖，是因為我們主要矛盾還在這兒，主要矛盾不是國際上或者說其他一些短期的壓力，主要還是在于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比如剛才我說的三大結構性失衡并沒有完全解決，那怎么辦呢對今天、明年要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的手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鞏固就是鞏固三去一降一補的成果不能夠讓過去的，現在還給很多補貼什么支持民營企業，但是不能把僵尸民營企業補回來那不行。

第二增強就是增強微觀主體活力，這次經濟工作會總書記講話中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大概是用的最多的，很多地方都講到，或者說都瞄準了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因為我們多少宏觀政策再好的宏觀政策如果不用到擊發主體活力上都是起不到作用的，因為所有的GDP都是微觀主體創造出來的。

第三就是提升產業鏈水平，這是針對我們當前或者說針對今年我們很多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一半，美國制裁中心，雖然產業體系很完整，但實際上我們的產業鏈有一些產業鏈閉環，有一些產業鏈脆弱，所以要提升產業鏈整體的水平。

暢通，就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就是剛才報告我講到的金融實體經濟，市場和生態，今年為什么我不講全面來解讀，為什么專門講第一個講生態制造業全面發展，第二個講促成強大市場，就是要講國際和國際循環問題，我們2010年就變成制造業第一大國了，但是我們現在還不是世界第一消費大國，也就是說我制造東西太多了必須要送到國外去，如果沒人要那我經濟馬上下來，也就是市場建設和經濟能力不匹配，所以要暢通經濟循環。

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就是要矯正要素配置扭曲，第一個十九大報告當中提到的，經濟體制改革要放到兩個方面，一個是完善產權制度，要形成包括所有權及其派生的使用權、承包權、經營權、收益權等的完整的產權制度，產權制度是最大的激勵，農村改革為什么成功是因為有了產權，產權激勵農民生產積極性，同時呢產權它又是一個市場配置資源的一個基礎，如果產權制度不清晰，它就沒法信用資產，我們為什么二氧化碳排污前這些老市場接受不了，因為你的產量沒界定，界定不清楚。

第二個就是要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在資金、勞動力、土地、科技等要素配置中，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實際上是三中全會講話的，只不過重申了一下，因為發現三中全會以后這些年這句話并沒有落實，很多改革在落實但這句話并沒有落實。后邊還有一些改革我就簡單說了，一個是國資國企改革，這次大家要注意有一個新的說法，把國資改革放在國企改革前邊，三中全會講的是國企改革沒有說國企改革，但是后來不斷的說國資國企改革，但是今年是第一次把它放在了前面，這是有深刻的含義。

然后民營企業、財稅、金融、住房、土地、戶籍、科技，時間關系我不多講，我已經超時了，謝謝各位。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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