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被誘導到“國泰金融”期貨交易平臺的投資者陸續大規模爆倉，原來的帶教老師也失去了聯系。全國各地的投資人逐漸意識到自己被騙的事實，紛紛在網絡上尋找共同受害者。
受害者發現，打入交易平臺的資金并沒有如騙子所說，換成美元進入了境外的證券公司，而是以客戶備付金的形式流入了一家名為上海迅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迅付”）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并迅速入賬旗下簽約商戶。受害者旋即行動，向迅付公司追討投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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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受害人在追討投資款的過程中，相互之間也并未建立充分信任，并從大團體向小分隊裂變。
諜影重重
“群里有迅付派來的臥底”，國泰金融平臺的受害人代表李沙（化名）告訴澎湃新聞，“還有個別受害人覺得，討好迅付可以早點拿到錢，就把我們群里掌握的情況和動態都匯報給迅付，實際也就拿到一萬兩萬塊錢而已。”為防止引狼入室，每次群里進新人，李沙都會進行嚴格的背景調查和材料審核。
被騙走520萬元的大學教授姜川（化名）表示，自己剛一入群就被管理員踢了出去。“因為數額比較大，跟其他大部分受害人的金額不太一樣，他們就懷疑我不是真實的經歷，是別處派來的臥底”，姜川回憶道，后來自己出具了銀行流水和各種各樣的證明材料才入了群。
對于本次澎湃新聞的采訪，李沙顯得非常謹慎，只安排了一小部分核心受害人參與。“迅付的手段那么強，套路那么多，萬一被他們知道后公關掉，我們的努力就又白費了”，李沙道出了自己的顧慮。
為了保護群成員們的權益，李沙他們開過許多私下的小組會議，討論誰是共同懷疑的“間諜”人選。每次發現情況不對，大群就要搞一次轉移。為了不讓“間諜”發現，原來的大群會持續保持熱度，只不過，比較機密的內容就只會在新拉的小群里談了。從2018年10月大家聚集起來之后，這樣的戰略轉移至少進行了3次。
受害人拒“搭便車”者
搭便車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行為。在一個共同利益體中，利益同分，責任與成本卻由團體的每個成員承擔，如此一來有些團隊成員便會出現搭便車的投機心理，自覺或不自覺地像南郭先生一樣“假裝吹竽”。
在本次假冒期貨平臺詐騙案中，據部分受害人向澎湃新聞講述，有一些受害人選擇坐享其成，既不做統一安排的事情，也沒有提供任何有意義的證據挖掘。他們在等待某一天，成員們集齊證據，案件偵破的時候，自己順便也能拿回損失的資金。如此一來，辛勞奔波的組員便逐漸產生心理失衡，導致群成員之間互生不滿，團隊效率降低。
“我到了上海才知道，（受害者群體）可以說是一盤散沙”，一位不愿具名的受害人告訴澎湃新聞，受害人群里面，有的人啥也不干整天哭訴，有的人各有各的思路，也不聽統一指揮，按照自認為正確的方向行事，“但大家很多都是第一次做這種維權，又沒有經驗，這樣怎么能行”。
澎湃新聞記者在對本次詐騙事件的追蹤過程中，也明顯感受到了受害人群體中的緊張氣氛。由于聯絡者是國泰金融平臺的受害人，個別知情的群成員即對其他平臺受害人接受記者采訪，并有可能寫入稿件的情況充滿排斥，表示應當將國泰金融與其他平臺分清界限，對本平臺中的受害人情況多做報道。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中非零和博弈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個人的最佳選擇與團體最佳選擇的沖突。在一個群體中，個人做出的理性選擇，往往導致了大集體的非理性結果。本次期貨詐騙平臺的受害人群體也存在著一樣的情況。
在各自尋找入賬商戶的路上，一些受害人認為自己掌握到了迅付違規操作，涉嫌洗錢的證據。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并不會第一時間就將成果分享給群里的其他受害人。一份重量級的證據能夠支撐一名受害人向迅付索賠全部款項，但如果是一群人分享，其力量可能大打折扣。雖然一個人的100萬肯定沒有一群人每人80萬的總效益大。但對于個體來說，一個人拿到全額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選擇，這也是群友之間無聲的共識。
證據又不是一次性餐具，一個人用過之后為什么就不能讓大家分享了？根據一張受害人從商戶處拿到退款的合同，條款中明確要求，受害人必須保證拿錢走人，不再參與到其他與之有關的事件當中。如此，拿錢離開并迅速回歸正常生活，也是當事人經過博弈之后的最優抉擇。

目前，從外地趕來的受害人大多住在迅付安排的賓館中，苦于入賬商戶難尋，他們的維權陷入了停滯。“拿不到錢，我們就準備在賓館里過年了”，一位60歲的內蒙古受害人對澎湃新聞說道。

編輯：攀西商界網新聞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