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在綿陽“兩彈城”，中物院某研究所原常務副所長陳俊祥（左）和中物院原政治部主任林銀亮回憶一起工作的往事

 

 

位于綿陽市梓潼縣的“兩彈城”鄧稼先舊居前，學生向鄧稼先塑像敬獻花束,并莊嚴宣誓。本報記者 李向雨 攝

　　本報記者 寇敏芳 祖明遠

“紅云沖天照九霄，千鈞核力動地搖。二十年來勇攀后，二代輕舟已過橋。”

綿陽市梓潼縣長卿山南麓，一座紅磚小“城”中，這首“兩彈元勛”鄧稼先寫于1984年的詩作被鐫刻在“城”的入口處。那時，距離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已過去20年，這個小“城”里的人正前赴后繼推動第二代核武器成功研發。

當時，這座小“城”叫902基地，是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物院）的院部所在地。在這里，鄧稼先等老一輩科學家們艱苦奮斗、求實創新，推動“兩彈”事業進一步發展，夯實了強國之路；在這里，一代又一代中物院人永攀高峰、團結協作，筑牢國家安全的“定海神針”；在這里，各行各業的奮斗者們重溫前輩故事，汲取精神力量，奏響愛國奉獻的時代樂章。

　　艱苦的條件，磨礪出堅強的意志

2019年4月13日，披上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夾克衫，86歲的陳俊祥出門了。

他的目的地，是位于綿陽梓潼的“兩彈城”。從1969年至1990年，中物院以這里為中心，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下，先后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彈等核武器理論。

大禮堂、辦公樓、將軍樓、鄧稼先舊居、王淦昌舊居……“兩彈城”里，共有167棟建于20世紀60年代的建筑及防空洞、國魂碑林等眾多紀念實物——現在，這里已是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國防科技工業軍工文化教育基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陳俊祥是中物院某研究所原常務副所長。最近兩三年，他常受邀為一批批“兩彈一星”精神的“朝圣者”講“兩彈城”的故事。

“那時候真的惱火。”陳俊祥的“故事匣子”里裝滿神秘往事：上世紀50年代，面對核大國的威脅，中國下定決心研制自己的“兩彈”，1958年，中物院在北京成立；1963年大部隊遷移到青海金銀灘草原，先后成功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1969年，中物院遷至川北深山902地區，院部地處梓潼長卿山南麓，上萬名科技工作者在四川繼續踏上核武器研究之路……“故事匣子”里也裝滿辛苦往事：科學家們星期天趕場買雞蛋，路上要跑15公里；突發疾病缺醫少藥，顛簸50公里才到醫院；最頭疼的還是下一代的教育，山溝里十分缺老師……

“兩彈城”的展覽館復原了那個年代科學家們工作的場景——白天伏案研究，晚上徹夜討論，次日雞鳴天曉，伸個懶腰，又開始了一天的工作。“辦公室的柜子里塞著鋪蓋，實在困了，打個地鋪睡一會兒。”中物院某研究所副總工程師郝樊華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剛來中物院工作時的情景。

在中物院仍流傳著許多老一輩大科學家的小“段子”：鄧稼先喜歡請團隊的年輕人吃飯，自己卻經常吃掛面湊合；彭桓武從不追求物質享受，衣服一穿就是十幾年；陳能寬“利用職權”，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將榮譽讓給一起攻關的年輕人……

　　選擇青春無悔，續寫偉大事業

上世紀90年代初，為方便科研工作，中物院正式“出山”，向綿陽科學城集結。從深山到城市，改變的是地理位置，不變的是艱苦奮斗的底色。

當年，中物院副院長、“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在個人研究的高潮期“退隱江湖”，他的發現至少幫助6人獲得諾貝爾獎，他卻成了一個代號，17年后才得以公開身份。

默默無聞、只做不說——這是中物院年青一代面對的另類艱苦。在這里工作，手機必須鎖進辦公樓大門口的小柜子，也不能隨意參加公開的學術會議、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

老一輩“兩彈人”成長于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們的選擇多數是被動分配。但年青一代不一樣，他們在改革開放和繁榮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出生，在互聯網世界長大，喜歡無拘無束，追求個性表達。“耐不住寂寞，就在這里待不下去。”中物院某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萬敏研究員說。

“70后”陳天江、“80后”魯燕華是萬敏的同事，他們的工作通俗來說就是“造星”。在90公里的高空，發射一束光激發大氣中的鈉原子，就能在遙遠空中看到發出共振熒光的星星。這項頗具浪漫色彩的科學實驗引發公眾關注。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當其他機構紛紛發布研究成果時，陳天江、魯燕華和同事卻因應用領域的特殊性“只做不說”。業余時間，陳天江喜歡寫詩。他們就像前輩們一樣，不計個人得失，始終向著國家需要的方向前進。

時至今日，中物院依舊保留著一個特殊的入職儀式，新來的年輕人，都要走進“兩彈城”上一課。課后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你為什么選擇來中物院。

記者與10多位中物院年輕人對話，他們來自各個研究所，工齡長則10余年，短則三五年，當問起他們為什么選擇中物院，回答一致：為了成就偉大事業，為國家安全強盛，也為自己青春無悔。

33歲的劉友江是留學歸國博士后。這個看起來文弱的書生，已扛起中物院某研究所創新項目的大旗。劉友江還記得，第一次走進“兩彈城”，聆聽老一輩故事后的震撼，“心中有一股熱流在涌動。”

風雨飄搖的年代，年輕的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放棄國外的優厚科研條件與優越生活，義無反顧選擇了百廢待興的中國。

斗轉星移，選擇又一次擺在新時代中物院人面前。劉友江的選擇和前輩如出一轍。當時，他的國外導師極力挽留，甚至幫他聯系了國外頂尖企業和高校的工作，豐厚的年薪、優渥的生活都在向他招手。但他選擇回到中物院。在這里，他一年有大部分時間跑野外，在零下10℃的嚴寒中搞實驗，從破曉時分忙到日薄西山，雙手凍得沒有知覺。“即便辛苦，卻不后悔。”劉友江說，“國慶閱兵式上，看到我們研制的‘國之重器’駛過天安門時，心里別提多激動，那種榮譽感和自豪感估計是做其他工作很難體會得到的。”

　　汲取精神力量，奮斗永不停歇

“兩彈一星”精神是什么？這是陳俊祥退休后，一直在求索的問題。

第一次站上演講臺是1999年，那時，社會上流傳這樣一句話：“搞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陳俊祥心里打鼓：講奉獻會有人聽嗎？

令他意外的是，在復旦大學的首場演講，全場熱烈掌聲響起17次。“掌聲絕對不是對有功之臣的善意捧場，不是對犧牲奉獻者的憐憫同情，而是對‘兩彈一星’事業輝煌歷史的回應，對偉大的‘兩彈一星’精神的認同。”演講結束后，不少青年學子到臺前詢問，如何才能進入中物院工作。

時過境遷，“兩彈城”已從絕密軍事基地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越來越多人走進“兩彈城”，希望從瑣碎的故事片段中找尋“兩彈人”的精神內核。去年，“兩彈城”接待游客超過11萬人次，同比增長4倍多。綿陽市“兩彈一星”干部學院培訓班次，從2017年的每月3個，增加到現在的每月10個，達到“飽和”狀態。

4月15日上午，梓潼縣細雨綿綿。在“兩彈城”的鄧稼先舊居，四川省新華（綿陽）強制隔離戒毒所的干警們列隊向鄧稼先銅像獻花。31歲的戒毒所干警張運河直言，“兩彈一星”元勛們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觸動了他。

趙梓君是“兩彈城”的講解員之一。每天，她會固定在“城”中走三四圈，帶著一撥又一撥的參觀者走進“兩彈城”的風云歲月。參觀路線的高潮點就在鄧稼先舊居。“鄧稼先銅像前，一年四季鮮花不斷，幾乎每天都有紀念活動。”趙梓君喜歡觀察參觀者的表情，她說：“小朋友最開始吵吵鬧鬧，看了介紹片和展覽，再到廣場參加紀念活動后，很多人就安靜下來了，看得出來他們是真的被感動了。”

江油市長城實驗學校七年級學生黃琬軒就是其中之一，來“兩彈城”之前，鄧稼先對她來說，只是語文課本上的一個人物。參觀后，她被鄧稼先不為個人名利、永攀科學高峰的精神所感染，“我也想當一名科學家，用自己的知識報效祖國。”

為銘記“兩彈一星”研制光輝歲月，傳承弘揚“兩彈一星”精神，綿陽組織創作團隊，到梓潼縣等當年“兩彈一星”元勛們工作、生活的地方取材，創作了話劇《國魂》。劇中科學家們辭別家人隱姓埋名時的執著，郭永懷和警衛員牟方東在飛機失事時用身體保護裝有機密數據的公文包、青年科學家們篩查導彈殘骸等場景，讓不少觀眾掉下眼淚。

話劇《國魂》藝術總監、鄧稼先扮演者賈建立是一位“核二代”。從2018年首演以來，他在舞臺上多次重現鄧稼先的故事，感動了無數觀眾。“打動人們的，是英雄們的精神，他們的精神和境界值得后人學習和敬仰，他們是真正的國家之魂、民族脊梁。”賈建立說。

“兩彈一星”精神是什么？是為民辦實事、是救死扶傷、是負重前行、是打破利己主義、是敢于走出舒適區、是堅持不懈做一件小事……在“兩彈城”里有一面笑臉墻，輕拍開關，就能聽到各行各業奮斗者的回答。他們中有基層干部、醫生、警察、消防員、程序員、清潔工……他們把“愛國奉獻、艱苦奮斗、協同攻關、求實創新、永攀高峰”的“兩彈一星”精神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踐行著新時代奮斗者的誓言。

老一輩科學家們創造出“兩彈一星”的過程，凝聚著濃厚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科技創新精神，今天，這種精神仍以各種形式在全社會傳承和發揚，如同羅布泊上引爆的那顆“原子彈”。“兩彈人”的故事引發了一場精神的核聚變，電光火石之間，新時代的大幕被緩緩揭開，“兩彈一星”精神的光芒從幕布后透出來，無數個平凡的奮斗者正朝著光芒照射的方向前行。

來源：四川日報

編輯：攀西商界網新聞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