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中國西部地區往往自帶標簽：內陸、交通不暢、欠發達……然而，隨著一輪又一輪的西部大開發和“成渝雙城經濟圈”戰略等提出，“中國西部”這四個字的意義有必要進行重新審視。3月10日，仲量聯行發布的一組數據，讓我們從4個不同的維度看到一個不同于以往的中國西部。

解讀數據之前，不妨先跟隨中國西部的“開放之路”，看看這些年的西部地區發生了什么。

【附圖表歷程】

2020年的經濟環境持續存在不穩定因素，疫情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根據仲量聯行的研究發現，跟過去、以及現階段的其他區域相對比，中國西部的發展優勢在逆境中愈發凸顯。

西部經濟發展“韌性”何來?這背后是什么在支撐?我們將從四大視角切入，層層遞進，一睹中國西部逆勢上揚的生長因子，解讀西部頭部城市成都、重慶、西安在新格局下的發展機遇。

視角一：

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打開新格局，重塑“中國內陸開放高地”

在傳統地緣政治經濟格局下，“閉塞”的標簽在廣袤的中國西部地區與充足的“資源”之間豎起了一道無形的屏障。“資源”儲備不足，生產力轉換效率低下，是經濟發展難以實現質的飛躍的主因。而經濟基礎薄弱又會導致“資源”吸附能力不足，進而形成惡性循環。

“然而今時今日，世界地緣經濟新格局的成型將這一僵局打破。”仲量聯行華西區研究部負責人朱建輝分析認為，中國西部的“資源”吸引力、經濟增長勢頭已不可同日而語。

“資源”作為影響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在現階段可分解為三大主體——資本、人力資源、科技研發能力，即常說的“人、財、力”三要素。隨著“資源”的有效導入，西部地區被注入了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動能，這同時也在為房地產市場尤其是商業地產的可持續發展“助攻”。

當前，“人、財、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雙向作用與化學反應，正在中國西部的土地上發酵。回顧過去十年(2009-2019年)的宏觀統計數據，西南地區GDP名義累計增速達到258.6%，遠超中國其他六大區域;西北地區GDP則翻了兩倍，達200.1%，同樣遠超中國平均水平。其中，重慶GDP累計增長261.5%，四川229.4%，陜西215.7%，而貴州更是以328.6%的增速位居全國省級單位榜首。

如果說GDP增速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活躍度的重要指標，那么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統計指標——進出口總額，則最能直接衡量經濟外向性及開放程度。

根據仲量聯行的統計顯示，過去十年，西南五省縣(市、區)的進出口總額累計增長424.5%，西北地區增速達到199.7%。對比東部沿海的四個大區，多個區域的參照值明顯偏低：華東增長100.0%，華北96.6%，華南84.1%，東北65.9%。增速的直觀對比下，中國西部在對外開放格局上的變化之大、革新之快均毋庸置疑，其經濟可持續增長能量已然蓄勢待發。

在朱建輝看來，進出口貿易的高速增長所拉升的不僅是一個經濟指標，它更意味著中國西部正逐步提升對“人、財、力”的吸引力，這將成為構筑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基底，也是商業地產市場發展的根基。

視角二：

破局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西部“比較優勢”顯現

隨著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新階段也留給中國西部一個可以利用“比較優勢”的良好時機。何時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西部地區正在給出自己的回答：

一方面，中國西部科技研發創新能力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勞動力和房地產成本低廉，對企業轉移極具吸引力。面對越來越多的在華企業正重新審視企業戰略及在中國的經營布局，中國西部尤其是頭部城市的“比較優勢”已然顯現。

比較優勢之遍地開花：科技研發各具優勢，智能產業加碼布局

互聯網“第四城” ? 成都

“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成都正全面發展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智能終端、高端軟件、人工智能、信息網絡六大領域，構筑“芯屏端軟智網”為一體的電子信息產業生態圈。打造“程序員之都”、培育游戲及軟件等新經濟產業、研發王者榮耀等網紅游戲……成都一馬當先。隨著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互聯網龍頭企業，以及IBM、微軟、甲骨文等外資企業的相繼入駐，成都當仁不讓成為中國西部的互聯網產業領軍城市。

智慧城市 ? 重慶

重慶將科技與制造業有機結合，正大力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產業，打造“智慧城市”。同時，作為中國“智博會”的永久舉辦地，重慶不僅培育出本土互聯網企業豬八戒網，還吸引了騰訊西南總部、58同城西部總部的落戶。惠普、宏碁、華碩等筆電品牌紛紛在渝投資;博世集團工業4.0創新技術中心、英特爾FPGA中國創新中心等落戶重慶，加碼“工業4.0”戰略等，推動重慶相關產業駛入快車道。

硬科技之都 ? 西安

依托航空航天、軍工制造等硬核研發能力，西安致力打造“硬科技之都”。西安以先進制造業為發展導向，大力發展通訊、半導體、航空航天等科技高附加值產業，目前已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研發制造集群。隨著華為全球運營中心、比亞迪智能終端、三一西安產業園等項目的落地開工，西安在半導體、通訊等方面的研發和制造實力也將加強。

中國數谷 ? 貴陽

貴陽憑借云貴高原的自然先天條件，成為西部地區的“中國數谷”。2015年，首個國家級數據中心——“災備中心”落戶貴州貴安新區，貴州成為國家大數據中心三大基地之一。據《2019中國大數據產業發展報告》顯示，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指數僅次于北京和廣東，位列全國第三。2019年，貴州數字經濟產業增速連續4年排名全國第一，帶動2280家相關上下游企業發展。

比較優勢之質優價廉：房地產成本顯優勢，高性價比勞動力回流西部

房價的高低，影響著一個地區的消費能力和水平，對吸引人才落戶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企業而言，西部地區辦公樓租賃成本遠低于沿海地區。辦公成本價差吸引更多企業在西部設立分支機構或區域總部，甚至將后臺服務中心、數據處理中心等職能開始向西部地區遷移。勞動力和辦公租賃兩大成本的降低，為企業運營大大“減壓”。

“價美”的同時，“質量”也毫不馬虎。一方面，一批“985院校”為產業發展輸送了大批人才，在國內極具競爭力;另一方面，近兩年不斷升級的“人才戰”吸引了更多有為青年選擇投身西部。在2019年應屆生期望工作的城市中，成都位列前三，足以與一線城市一較高下。大量優質人才回流，為越來越多的企業扎根西部創造了可能性。

視角三：

跨越一線城市輻射半徑，西部市場分享發展紅利

中國已形成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與長江經濟帶“三點一線”的經濟發展格局。然而隨著地理距離和城際通勤時間的增加，一線城市的經濟輻射能力從東到西逐步衰減。對此，仲量聯行分析報告認為，中國西部的主要城市因遠離一線城市，在經濟起步時期往往無緣其發展紅利，但相較于東部沿海的同能級城市，獨享廣袤腹地和資源的西部門戶城市在區域經濟實現厚積薄發、獨立發展后，將更有機會成為區域中心。

“面對中西部內陸地區的龐大市場，雖有距離阻隔，但身處沿海的企業們依然翹首企足，在中西部城市設立區域總部成為的首選，這也是中西部頭部城市擁有企業區域總部數量明顯高于沿海地區同能級城市的原因。”仲量聯行報告數據顯示，以成都、武漢、重慶為例，三個城市分別吸引301家、294家、287家世界500強企業進駐，數量僅次于北上廣，遠高于其他新一線城市。

視角四：

效率優先、以點帶面，優勢資源匯聚內陸頭部城市

如何高效利用有限的資源，是經濟從重“量”到提“質”的核心議題。經濟發展所需的各類資源會向效率更高的產業、企業、地區、城市聚集，這便催生出“戰略產業”“頭部企業”“發達地區”“領軍城市”等高轉化效率的“資源聚集載體”。

“通過對城市經濟首位度分析不難發現，東北、西北、西南地區的資源及經濟向省會城市集中的程度遠高于東部沿海省份。銀川、西寧、成都、拉薩、西安都是西部省份的首位城市，其GDP在全省占比不低于35%。可見，欠發達地區的有限資源更易向頭部城市集中。”仲量聯行華西區董事總經理喬裕生說。

在其看來，資源向高效率地區聚集是在經濟下行周期中更加經濟的發展模式。當前，西部的資源正集中涌入成渝兩地，使得重慶與成都的經濟快速發展——重慶2015-2017年GDP增速連續蟬聯全國首位，而成都在2019年全國GDP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逆勢實現7.8%的增速，領跑一二線城市。如此份量，助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升格，成為中國第四大城市群。同樣，在經濟中心西安的帶動下，西北地區產業結構逐步調整，經濟外向型特征更加凸顯，“絲路經濟”更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象征符號。

“在新時代下，中國經濟已從過去資源稟賦、先天決定的’東西差異’，轉變為當今’城市群’獨當一面、以點帶面的發展格局。與一線城市存在的天然地理距離，反而讓中國西部地區的頭部城市在新時期中把握機遇、后來居上，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佼佼者。”喬裕生表示，在這個“效率優先”的時代，資源的逐利性亦注定了西部地區的“人、財、力”資源流向區域頭部城市的局面，而成都與重慶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雙核，已成為中國內陸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有人才、有產業、有消費，才有商業地產市場可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這也是仲量聯行持續看好中國西部及區域商業地產市場的底層邏輯。”

四川在線記者 陳碧紅 圖據仲量聯行

來源：四川在線

編輯：攀西商界網